“人文社”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简称，乃国家文学方面最高级别的出版社。文学院赵俊贤教授出了不少书，最得意的是在“人文社”出了一本《中国当代小说史稿》，当时在“人文社”出版理论著作的陕西作者，只有两人，一是霍松林大师，再就是他“赵某人”。由此可见“人文社”之非同等闲。而“人文社”的著名资深编辑、作家、翻译家，有多位出身西大，我因此也有几分得意和自豪。分别简介如下：
刘辽逸年生，安徽濉溪县人。他在北平大学附中上的高中，随后考入北平大学商学系，又随北平大学流亡西安，经历西安临大、西北联大，年毕业时学校改名西北大学。曾做过一年学校地下党支部书记。应该说，他和西大渊源很深。年进入“人文社”，任编审，翻译出版了许多苏俄文学名著。早在年，他就翻译了柯涅楚克的名剧《前线》，此剧当时曾在延安上演，轰动一时，剧中的记者“克里空”成为虚夸作风的典型。他后来翻译的波列伏依的《斯大林时代的人》、阿扎耶夫的《远离莫斯科的地方》，都在读者中产生了极大影响。前副总理吴仪当年上大学，在西工国防系撤销后，选择去北京石油学院，后来长期在西部甘肃工作，就是受了《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一书的影响。刘老得知此事，特赠此书新版本给吴仪。刘老晚年精心翻译的托翁巨著《战争与和平》，研究者经过比较，以为远超此前诸译本，达到炉火纯青的境地。
孙绳武年生，河南偃师人。年毕业于西大法商学院商学系。年进入“人文社”，先后担任第三编辑室主任、副总编辑。他早在年就开始发表作品，译有白俄罗斯诗人库巴拉的诗集《芦笛集》，伊萨科夫斯基《谈诗的技巧》等。上世纪50年代与蒋路合译了三卷本《俄国文学史》，成为大学文科普遍采用的教材。“文革”后，他在社里主持了《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外国文艺理论丛书》、《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丛书》等大型系列丛书的翻译出版，包括将近两千部作品。
卢永福年生，西安人。年肄业于西大外文系俄文专业。上世纪50年代初进入“人文社”，先后任外国文学编辑室组长、主任、编审。经手翻译内扎米（波斯）长诗《蕾莉与马杰农》、纪伯伦散文诗《大地神》《人子耶稣》、屠格涅夫《新散文诗》，合译《马雅可夫斯基诗选》《普希金诗选》《德古里亚诗选》、罗马尼亚《托马诗选》、古巴《马蒂诗选》、伊拉克《流亡诗选》、阿尔巴尼亚《恰佐比诗选》，主持出版《高尔基选集》，主编7卷本《普希金文集》。年为纪念普希金诞辰周年，他和学长孙绳武一起主编了一本《普希金与我》的书在“人文社”出版。
牛汉年生，山西定襄人。年肄业于西大外文系俄文专业。年进入“人文社”，初为现代部编辑，任社党支部委员兼团支部书记。先后在编译所、资料室、鲁迅编辑室工作，主编《新文学史料》，担任《中国》杂志执行副中编兼编辑部主任。与前三位校友不同，牛汉的主要精力不在编译工作，而是诗歌创作。比起刘孙卢，他的人生更多坎坷，长期被打入另册，但是折腾来折腾去，始终没有完全脱离“人文社”。
综合而言，这四位校友有几点共同之处：
一、上大学前后，都是思想进步的热血青年。刘是“九一八”后北平学生赴南京请愿队伍的一员，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是民先队员、共产党员。孙也入过“民先”，参加过“一二九”运动。卢和牛汉，都是西大进步学潮的先锋人物，校史稿上有记载。
二、由于思想进步，向往社会主义苏联，热爱苏俄文学，他们上大学时都选择了俄文专业。而西大前身之一的北平大学素有俄文教学传统，有一批优秀的俄文教师，这在当时国内大学中几乎是独门。因此，他们先后都上了西大。卢和牛汉上的是外文系俄文组，刘和孙上的商学系，实际主修俄文。
三、出了西大校门，他们或教中学，或做编辑，或搞翻译，或从事地下工作。解放后殊途同归，都来到“人文社”，一干半个多世纪，在文学翻译和文学创作上，成绩斐然，贡献卓著。刘是“人文社”建社元老之一，孙是“人文社”第一个外国文学选题规划的主持人，卢是中国翻译文化产业的铺路人。
四、他们尽管多受磨难，却都高寿。刘在联大时曾遭遇牢狱之灾，“文革”中因脱党问题被扣上“大叛徒”帽子受到冲击，1年辞世，享年86岁。孙的家境不堪，一女一子一媳皆为聋哑人，今年6月辞世，享年97岁。牛汉在西大被反动当局抓捕，因反抗遭毒打，脑部受伤，留下后遗症，伴随终身，上世纪50年代又成为胡风集团大冤案第一个被捕者，去年辞世，享年91岁。卢老健在，已92岁高龄，他曾谈到“文革”中下放咸宁干校被打成“五一六幕后操纵者”的故事，颇具戏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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