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经授权，严禁其它媒体网站、 　　时代在进步，环境在优化，生活在改善，医疗水平在提高，社会对老年人的关心，使我国百岁老人日益增多。从生物学和医学的角度分析，人类的健康和寿命涉及的因素很多。由此联想，根据有关书刊文献，我收集整理了多名经济学家（含已去世）的资料，发现我国经济学家群体中百岁以上的有九位：马寅初（—）、陈翰笙（—）、薛暮桥（—）、秦柳方（—）、骆耕漠（—）、杜润生（—）、杨敬年（—）、周有光（—）（作者注：周有光也是一位经济学家，担任过复旦大学经济学教授，年后，他专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是汉语拼音创始人之一）袁宝华（－）。

　　东南大学的周勤教授在《经济学家茶座》年第2辑发表过题为《经济学家为什么长寿？》的文章。文章对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的年龄进行分析统计后得出如下结论：已经去世的诺奖获得者的平均寿命是84.77岁，经济学家寿命中最差的情况是有不到20%的概率会在80岁前“挂掉”。他在文章中说：“长寿与经济学家的境界关系密切，什么是经济学家的境界？‘至善’，追求一个最优境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至善’，至善的关键是至，就是追求。”张文台同志曾经说过：“人生的目标应该向治学有方、事业有成、为人有德、养生有道、立言传经的目标努力。”（见张文台著《讲堂文思录》，中央文献出版社年11月第1版第页）我想，这也可以作为长寿经济学家群体的境界表现。

　　这九位百岁老人都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改革开发的历史，有被捕的不幸，有被打倒的失落，有从高位坠入被批判的低谷，可谓人生跌宕曲折，命运艰难多舛；他们都是经济学界的巨擘：陈翰笙被誉为“当代经济学家之父”；马寅初是我国老一代经济学家的一座丰碑，一部《新人口论》将他推到学术人生的顶峰；杜润生作为农村改革重大决策参与者和亲历者，被誉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薛暮桥是市场取向改革的坚定倡导者和积极推动者；周有光是汉语拼音创始人之一……可谓造诣精湛，名满天下。

　　探究他们的人生境界，则需要了解他们的生活与工作。

　　年春，经周恩来总理提名，骆耕漠调往新成立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为高岗），任成本物价局局长，后任国家计委副主任。然而，好景不长，一场突发的“肃反”运动，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身负“特务嫌疑”的骆耕漠在国家计委坐了几年冷板凳后，于年被安置到中科院的经济研究所，做专职研究员。

　　从中央机关的显赫高位坠落，骆耕漠来到远离权力中心的经济所，但他并未因此消沉。他说：我不仅留有党籍，手里还握着一支笔呢。我可以通过经济研究，继续为人民工作。在“文革”中，骆耕漠以挚友之情照顾着顾准：他有时让妻子唐翠英给丧偶并患病的顾准做菜，有时约请顾准外出散心，勉励他坚持研究与翻译。倘若不是双目弱视的骆耕漠拄着拐杖奔走，身为“黑五类”的顾准，虽然大口吐血、生命垂危，也无法住进病房。多年后骆老说：“顾准早已倡导多元论。他在许多方面先知先觉。”

　　宋晓梧回忆多年前见到骆老的情形时说：“没想到，享有盛誉的骆老给人的印象极为亲切和善。”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研究所的陈瑞铭说骆老“个人私利放后面的人，毕生堂堂正正。”“从容淡定，举重若轻，只讲道理，从不动容。”这就是骆老三个女儿心目中的父亲——悠然自适的骆耕漠。

　　马寅初因“新人口论”面对批判和讨伐，他公开表态：“这个挑战是很合理的，我当敬谨拜受。我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身匹马，出来应战，直至战死为止，绝不向专以力压服不以理说服的那种批判者们投降。”“因为我对我的理论有相当的把握，不能不坚持，学术的尊严不能不维护，只能拒绝检讨。”“泼冷水是不好的，但对我倒很有好处。我最不怕的是冷水，因为我洗惯了冷水澡，已经洗了五十年了，天天洗，夜夜洗，一天洗两次，冬夏不断。因此，对我泼冷水，是我最欢迎的！这虽然是锻炼身体的一个好方法，但直接间接影响我的头脑，使我获得了一个冷静的头脑，很适宜于做科学研究工作。”

　　当他的儿子将他被革职一事告诉他时，他只是漫不经心地“噢”了一声，没有任何其他反应。数十年后拨乱反正，仍是儿子告诉他平反的消息，马老仍是轻轻地“噢”了一声，仍是没有任何其他反应。一声“噢”，处变不惊，心平气定，凝聚了他的人生智慧，体现他的气度，真有“清风明月无人管，并作南楼一味凉”的意境。以“求利当求国民利，求名当求身后名”的非凡抱负，马寅初宠辱不惊，泰然处之。季羡林曾盛赞马寅初“大丈夫，刚正不阿，敢作敢当。”宋庆龄则赞扬他“不愧为我们中华民族难得的瑰宝”。

　　年3月，从国民党“牢监大学”走出的薛暮桥被关进“牛棚”，在人生最困苦的时期，他没有随波逐流，灰心消沉，而是以一个学者特有的的毅力，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系统读书，潜心思考，深入研究。他在“牛棚”里，自己复写，自己装订，一块黑底红花的头巾包裹着那一摞摞的手稿。他从中国的实际国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大胆创新的科学态度，写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研究》，为改革开放，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作出了非凡的贡献。

　　薛老长寿的秘诀概括为：生活中的“不明白”和学术上的“明白”。建国初期，正值定级别和军衔之时，他却向国家正式报告，要求辞去当时担任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秘书长等重要职务，专门从事经济发展理论研究。在许多社交场合，薛老往往记不起人家的名字。但他对于建国以前部分解放区和建国以来国家各个时期的经济统计数据，却可以随口道出，如数家珍。薛老的夫人罗琼，长期担任全国妇联第一书记和副主席等职，两位老人时常一同出差，住宿饮食安排得稍讲究一点他们就会觉得不安，一再要求节俭。

　　据无锡博物院的杜松回忆，年1月，他专程到北京探望薛老，无锡客人一到，老人立即热情迎接。尽管他体质已经较弱，多数时间斜倾在沙发上，但依然全神贯注地听完所有人的讲话，从不插话。临走前，他还赠书相送，直到门口目送，久久没有离开……

　　薛小和在《经济学家茶座》年第4辑撰文谈她的父亲薛暮桥时说：“解放后，父亲的职位已比陈翰老（即陈翰笙）高许多，但凡是与陈翰老一起开会时，父亲绝不坐在中央，总是让陈翰老坐中央，而且张嘴讲话，第一句肯定是‘陈翰老是我的老师。’”薛暮桥性格沉稳、内敛，晚年的他总笑眯眯的，像个活神仙。这就是淡泊名利的薛暮桥。

　　陈翰笙经历了从晚清、北洋军阀统治、国民党统治和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时期。这位襟怀坦白、不计名利的“当代经济学家之父”，一生横跨三个世纪，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中华民族的解放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先生在《炎黄春秋》年第12期发表了《陈翰笙风云三世纪》一文。于光远这样评价陈翰笙是“现在活着的年龄最高的知名人士，现在活着的资格最老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现在活着的最老的学者，……陈翰笙生活与工作的时间特别长，经历的事、接触的人物特别多，而且有许多非常重要的人物，他都记了下来。他的记忆力真好，说明他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是很用心的，否则做不到这样。”

　　年，周总理希望陈翰笙先生能助一臂之力，担任外交部副部长。陈翰笙自谦地对总理说：“总理啊，您今天请客是用中餐还是西餐？吃中餐要用筷子，吃西餐要用刀叉，我是个筷子料，请不要把我当刀叉使，还是让我去做点研究工作吧。”当时在座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一听陈翰笙想做研究工作，便想到学术气氛和环境最好的北京大学。大概陆定一考虑，像陈翰笙这样游学、活动于许多国家，为革命事业做过重要贡献的著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再怎么也得担任个领导职务，于是就说：“要么你到北大做副校长，帮马寅初的忙。”但陈翰笙也当场推辞掉了。之后，陈翰笙去上海专门拜访了马寅初，说明自己并非不愿帮他的忙，只因自己是个“不善于办事”的人。后来周总理便聘他为外交部顾问兼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副会长。

　　陈翰笙性格朴实开朗，耿直坦诚，富有正义感和同情心。他说：“我不会吹牛，也不会拍马，有人不喜欢我，我也不喜欢吹牛拍马的人。”“我还可以教英文，可以讲世界历史，谁来跟我学都行，可以随时来找我，白天来，晚上来，星期天来都行，我尽义务教，不收学费，不要报酬。”

　　陈翰老晚年时，还迷上了听轻音乐。他说：“听轻音乐不仅可以使人忘却心中的烦恼，把人带入无限美好的境界，而且还可以陶冶情操，享受无穷的乐趣。现代医学认为，节奏明快的轻音乐可激发起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好心态也是陈翰老长寿的秘诀，他非常幽默，每有客人来，临走时他都要把客人送到院子外面。冬天寒风凛冽，家人劝他戴个帽子，他笑着说：“我从来不喜欢戴帽子，‘四人帮’要给我戴那么多顶帽子都没有戴上，现在我更不用戴帽子了。”这就是蔼然可亲、淡然处之的陈翰笙。

　　年3月28日，杨敬年平反，又能拿每月元的工资了，还搬进了学校的高知楼。有人羡慕地说：“看你有多大变化！”杨敬年却觉得“我还是我，只不过我现在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大学教授，能名正言顺地教书了。”

　　原本是早该退休的年纪，71岁的杨敬年却刚刚开始工作。过了岁，杨敬年又忙了起来，总有学生、记者、朋友来访。视力几乎消失的杨敬年思维仍然清晰，能滔滔不绝地讲两个小时，各种数字、年份记得尤其清楚。他每天凌晨3点起床，3至4点读书，4至5点锻炼。吃完晚饭，他要听一个小时的音乐，从东方的古琴听到西方的交响乐，7点，准时收看《新闻联播》。这就是怡然自乐的杨敬年。

　　杜润生是令太谷人引以自豪的人物。他是阳邑村人，我的老家距阳邑村十公里。年1月，在北京开达经济学家咨询中心主办首都经济学家新春联谊会上，我问杜老，您怎么还是一口的家乡话？杜老风趣地说：“乡音未改，也改不了啦！”

　　年11月，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授给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理论。杜老说：“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中国农民的经济学创造，我只是起到了理论调查和整理的作用，这个奖项应该颁给广大的中国农民。”他一直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农民问题，农民最大的问题是土地问题”。“农民受苦，中国就受苦”。“中国的农民对我们真是太好了，从民主革命开始，他们就万众一心地支持共产党。老解放区农民推着小板车支援前线，一直推到胜利。”杜老对于农民的善待，没有一党、一己、一团体之困，是至高的人生境界。

　　著名经济学家吴象在在《炎黄春秋》年第7期发表的题为《杜润生：农村改革的“总参谋长”》文章中这样评价杜老：“杜老之所以能够成为真正的农民利益的代言人，在中国农村改革中起很重要的作用，是因为，他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真正的共产党人，而不是教条式的、更不是官僚式的，不妨说是开创了一种越老越年轻的模式，越到晚年越成熟，学问越大。”这就是农民利益的代言人——超然自得的杜润生。

　　岁的“汉语拼音之父”周有光，他的人生其实是一个“错位”的人生。大学毕业，本可以去当外交官，他却选择了学经济；本想到日本京都大学去和日本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先驱、著名经济学家河上肇（年—年）学经济，河上肇却被捕了，他只好专攻日语；本来研究经济已经有了不小的成就，他却被指定去研究语言。周有光曾谈他的长寿之道时说，“想不通的时候，拐个弯就通了啊！”

　　年，周有光被下放到宁夏石嘴山，在国务院直属口“五七干校”改造锻炼。在许多人看来，那是一段恶梦。而周有光却不这样看，他从苦难中看到的是别有一番洞天，他说：“假如不是‘文革’，宁夏这个地方我可能不会来，而且体力劳动把我的失眠治好了。所以，看似不好的事也有好的一面。”“‘塞翁失马，焉知非福？’遇到不顺利的事情，不要失望。有两句话我在‘文革’的时候经常讲：‘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这是古人的至理名言，很有道理。”

　　袁宝华同志作为我国宏观经济管理部门的卓越领导人，杰出的经济学家、宏观经济管理专家和教育家，经历了共和国质量管理事业从无到有、从萌芽状态到成熟的各个历史时期，是中国质量事业发展的重要见证者和主要推动者之一。他胸怀坦荡，做事认真，心态平静，境界与众不同。朱镕基同志曾回忆说，袁宝华为人正直，待人的真诚发自内心，对人谦和，从不疾言厉色，“总是使你感到他对你的信任、肯定和支持，让你敢于大胆地去工作”。

　　从以上生活点滴和片言只语，可以领略到这些智慧老人之一生正气、一身骨气、一团和气和一股锐气的的人格魅力。著名经济学家方生说：“做人不能有傲气，但不能无傲骨，做事、做文章，任何时候或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做人的尊严和原则。”著名经济学家宋养琰说：“在理论研究和探索中，首要是独立思考，在任何权威和权势面前，都不能奴颜、婢膝和媚骨。”无论是马老，还是陈翰老，无论是杜老，还是薛老，他们长寿百岁固然有健康的生活方式，但也与宠而不喜、辱而不惊、威而不屈、慎终如始的涵养心态及勤于思考的学术修养密切相关。正是如此，他们都保持了不趋炎附势、不随波逐流、不阳奉阴违的读书人气质，都有高尚的价值观。他们以特有的大气和超脱，泰然淡定地面对人生之起落和沉浮。他们以超人的意志、非凡的毅力，从容致力于学术事业。他们得意时的淡然，失意时的坦然，生活的悠然和平静的超然，撑起他们无边无际的人生境界。这种充满正能量的人生境界既是我们经济学界的宝贵财富，更是需要我们弘扬和学习的品格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