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莞市位于广东省中南部，珠江口东岸，北接广州，南连深圳，毗邻港澳，处于广州至深圳经济走廊中西部。改革开放30多年，东莞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从年到年，地区生产总值由9.6亿元提升到亿元，创造了令人瞩目的“东莞奇迹”。借鉴东莞发展的成功经验，对推动我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东莞发展历程的几个阶段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东莞几乎是一个没有商业与工业基础的农业小县，不像广州那样可以统领一方，也不像深圳那样能够开辟新世界，东莞是一个对外依存度非常高的城市，时刻围绕着“开放”这个主题做足文章。改革开放之后，东莞用20年时间走完了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用年，日本、韩国用40年完成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建设之路。

第一阶段：起步阶段（—年）。

东莞抓住香港地区产业向外转移的机遇，通过“三来一补”（“三来一补”是指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方式完成原始资本积累，开始了当地的现代化工业发展，并吸取国外的技术、管理和销售经验，同时以“三来一补”为切入点发展外向型经济，为后来乡镇企业发展奠定了基础，并给当地人提供了就业机会，激发了当地农民创业欲望。

20世纪70年代末，港企受厂商、厂租、工资增长的困扰，出于减低成本以及开拓出口和投资的机会，香港开始与邻近的“珠三角”地区建立密切的经济联系，产生了转移到内地发展的强烈欲望。而邻近香港的东莞，使得迁入成本降低，大量的农业人口为劳动密集型工业发展储备了劳动力要素。两地扬长避短，优势互补，利用祠堂、饭堂、会堂，承接香港的生产和装配工序。发展起以劳动密集为主、香港小厂商为主、低技术传统产品为主的“加工贸易”，“三来一补”在东莞就此应运而生。年，食品制造业和工艺美术品制造业是东莞最大的两个产业；年9月，中国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太平手袋厂在虎门成立；年3月，中国农村第一家来料加工的港资企业龙眼玩具厂开工。香港企业则把自己转变为“贸易”公司，在增值程序中专注于管理、融资、技术、打样、品牌控制、市场推广和分销服务，与东莞形成“前店后厂”关系。80年代，东莞与广东珠三角崛起的四座经济发展迅猛的中小城市——南海、顺德、东莞、中山并称广东四小虎，享有“世界工厂”的美誉。

这一阶段，东莞工业总产值年均递增17.4%，轻工业产值增长倍数为14.05，年均增长率约为％，为东莞发展积累了资本、技术、市场、信息和管理经验，为东莞的成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让东莞人找到了走向市场的勇气和信心。

第二阶段：成长阶段（—年）。

东莞完成农村综合改革后，提出“向农村工业化进军”的战略目标，大规模开展基础设施建设，外来投资大幅增加，并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过渡，开始了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跨越，产业集群初步形成，经济总量连续跃上几个台阶。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从中央决定开放14个沿海开放城市，到广东省采取区域推进的开放战略，东莞于年升格为地级市，改变了东莞的形象，也被赋予了更多的优惠政策和城市功能。有了早期“三来一补”企业的经验积累与政策支持，东莞的乡镇企业在各地零零星星地建立起来，这为东莞形成产业链和吸引外资企业奠定了基础。同时，东莞开始推进城市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热潮，到年，东莞的公路密度已达92.9公里，比全国平均水平11.6公里高出8倍，对外资的吸引力持续增强。

香港、台湾及国外制造业、技术创新产业的引入，促使东莞各镇街发挥自身的产业优势，发展不同的特色制造业，逐步完善产业链。32个镇街，就像32个自由生长又相互竞争的“小诸侯”。一个镇就一两个产业集群，然后做到全国甚至全球第一。比如：虎门的服装、厚街的鞋业、石龙的电子、长安的五金与电子、中堂的纸业、常平的光电、大朗的毛织、樟木头的塑胶、大岭山的家具等等。这也出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每个乡镇的医疗水平都透露出浓浓的“专业”特色，医院骨科特别强，医院皮肤科特别强，医院内科特别强，都跟所在镇的支柱产业有密切关系。在各个乡镇不断发展自己优势产业的同时，也吸引了大批外来打工人员，这给东莞经济发展带来不一样的面貌。劳动力的输入，带来镇街之间的相互竞争，提升了公共服务的质量与效率，大量的商业、生活服务业与公共配套设施，扩大了消费市场，然后形成一个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小城市。

这一阶段，东莞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规模、效益有了质的飞跃，大大提高了东莞工业化和城市化水平，工业化与城市化相互促进，造就了百花齐放、争奇斗艳的镇街竞争环境，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城市化道路，成为东莞成长阶段的闪光点。其间全市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39%，到年突破亿元大关，带动全市GDP突破亿元。

第三阶段：提升阶段（—0年）。

实现了从农业化向工业化的过渡，东莞开始了“第二次工业革命”（东莞“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内涵是由劳动密集型工业向技术密集型工业转变，从“数量型”经济逐步向“质量型”经济转变，促使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标志着东莞外向型经济发展提高到了一个新水平。

年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拓宽了东莞引进外资的视野和思维。而当时的世界，科学技术已成为第一生产力，高新技术产业方兴未艾，世界的联系更加紧密，信息瞬息万变。东莞开始用放眼看世界的思维，转变招商引资方式、引资层次和服务水平，有选择、有目标、有分别地引进信息技术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以及大财团、大公司。不断加强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着手治理环境污染，提高外资经济发展质量。政府的正确引导、完善的交通、便利的通信，使东莞迎来了台资、日资、韩资投资设厂的高潮，尤其是台湾大中小型IT企业蜂拥进入东莞，IT产业集群配套完善，电子信息产业发展最快，科技成为东莞外向型经济的重要支柱，使东莞迅速成为中国的“IT新都”。“无论你在哪里下订单，都在东莞制造”“东莞塞车，世界缺货”，这个说法形象地表明了东莞在全球电子市场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外向型经济不断发展壮大的同时，东莞的本地资本、本地企业也积极参与外资企业合作发展，为外企提供配套产品，民营经济不断发展壮大。

32个镇街也从“村村冒烟”和“满山放养”转变为发展园区经济，开始规划工业园区，投资环境日趋完善，积极引导推动已有投资项目由低附加值、粗加工转向高附加值、深加工项目，劳动密集型向劳动密集与资金技术密集型相结合转变。此时，企业的股东已经不限于东莞的本地人和村组织了，相反，早期来莞建设打工的外地民工、知识分子或外来商人积极在东莞建立企业，先期部分企业因为技术设备落后而遭到淘汰，本地人则倾向于利用大量外来人口带来的消费力发展商业，或利用自己所有土地发展房屋、店铺和地块出租。

这一阶段，东莞外向型经济的结构和增长方式有了明显变化，民营经济在与外资企业的协作配套中逐步成长，传统产业比重相应下降，新兴产业比重不断上升，形成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体系，产业集群效果明显。全市工业总产值年均递增28%，全市省级新技术企业从1家增加到66家。

第四阶段：转型阶段（1至今）。

东莞开始了以“转型”为城市发展战略，推进资源主导型经济转向创新主导型经济，初级城市社会转向高级城市社会，启动了谋求真正“脱胎换骨”的科学发展阶段。

进入新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竞争日趋激烈，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产业结构调整不断加快，区域竞争越演越烈，中国逐渐成为世界制造业竞争的主战场。主要由“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东莞，开始受制于发展惯性与路径依赖，在创造东莞发展奇迹的同时，也暗藏着由资源约束、环境压力、劳力紧张问题组合而成的风险考验，“双优势效应”逐步弱化，“双边缘困境”逐步显现。1年5月，东莞提出以建设国际制造业名城为特色的战略目标，确定“一网两区三张牌”的工作思路。4年4月，东莞确立“一城三创五争先”战略思路。7年1月，东莞又确立了“推进经济社会双转型”的发展战略。使城市基础设施得到全面提升，园区经济和民营经济飞速发展，尤其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松山湖科技产业园建成后，招商引资成效显著，产业集聚水平和自主创新能力不断提高，成为培育自主创新能力、推进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的强大引擎。

国际金融危机于8年突袭而来，东莞经济对外依存度过高的弊端和风险暴露无遗，东莞镇村级经济与出口企业更是首当其冲，东莞经济增长速度第一次从两位数退减到一位数。于是，东莞市把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作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一项重要措施。一是制定了20多项产业结构调整政策，其中有一项是将“科技东莞”工程补贴奖励政策资金提高到每年20亿元。二是以扶优扶强、招大引强和培育新兴产业为主攻方向，设立5年共80亿元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专项资金，重点扶持高端新型电子信息、半导体照明、太阳能光伏、电动汽车这四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提升全市企业和产业的发展层次。三是及时推出“商贸东莞”工程，搭建平台载体，拓展产品内销市场。四是积极探索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路径，率先在国内引进港台企业辅导机构，率先在全省推行“内销集中申报”，率先在全国建立来料加工企业不停产转“三资”企业的无障碍通道，积极推动加工贸易企业转变经营模式、优化企业形态、增加科技含量、提升产品层次、创立自主品牌、拓展国内市场。

这一阶段，东莞以产业结构调整和产品转型升级为核心，利用国际金融风暴带来的倒逼机制，开始了真正意义的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腾笼换鸟”淘汰和转移落后产能，大力发展总部经济，从“借船出海”转到“造船出海”，把“东莞加工”“东莞制造”变为“东莞智造”。

十八大以来，面对全球需求疲软、中国经济减速、产能严重过剩的重重压力，东莞顺应新一轮产业变革“新常态”，加快重大项目、重大产业集聚区、重大科技专项“三重”建设；规划打造水乡特色发展经济区、松山湖大学创新城、粤海高端装备产业园“三大增长极”；推进科技、金融、产业“三融合”；建设“六个东莞”，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发展创新型经济，变“三来一补”为“三换四新”（机器换人、定制换批量、服务换生产的“三换”，从简单的加工贸易向以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为特征的“四新”）；创新实施智能制造、服务型制造、创新制造、优质制造、集群制造、绿色制造等“六大工程”。城市创新能力列全国地级市第一、综合竞争力居全省第一，被评为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市、中国制造业最优投资环境城市、中国大陆创新能力最强城市、全国质量强市示范城市，打造下一个“中国制造”的新样板。

二、东莞发展经验给荣昌的启示

从数据看荣昌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发展，经历了四个时期。一是改革开放起步期（—年），经济发展处于低水平阶段，一、二、三产业结构为36：43.5：20.5，其中工业占比为37.3%，物质匮乏。二是改革开放见效期（—年），经济发展开始加快步伐，一产业的比重逐步下降，三产业的占比稳步提升，物质逐渐丰富。三是直辖后发展期（—6年），从打基础、建平台，到求发展、快发展，经济总量大幅提升，二产业贡献率快速提升，人均GDP迈上万元新台阶。四是跨越发展期（7—年），改革开放全面深化，发展步伐逐渐加快，工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撑产业，GDP达到亿元，年均增长15.6%。根据工业发展阶段判别标准，我区人均GDP达到4.8万元，正处于工业化后期初级阶段，更需要通过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当前，荣昌面临国际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外需降温，一般商品饱和加剧，劳动力优势减弱，工业发展成本增加，传统工业春天不再，提档升级迫在眉睫。借鉴东莞始终把发展实体经济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第一要务，在不同历史时期，敢为人先、创新求变，以国际化视野抢抓发展机遇，推动经济不断转型升级，保持发展活力的发展经验，结合荣昌实际，突出后发优势，破除禁锢枷锁，加速荣昌在成渝城市群中率先崛起。

（一）始终坚持抢抓机遇乘势而上的发展意识。东莞发展取得的成功，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抓住了改革开放、全球制造业转移、信息产业革命等各个时期的发展机遇。荣昌的发展能不能实现跨越，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不能抓住和用好机遇。面对当前国家和重庆大力实施长江经济带、成渝经济区、成渝城市群规划、五大功能区域发展战略、中新（重庆）战略性互联互通示范项目等，为荣昌在基础设施建设、开放平台建设、产业集群发展、城镇功能完善、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同时，荣昌作为重庆市大都市功能区、重庆沿江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之一，特别是撤县设区和高铁开通带来的聚集效应，为荣昌承接成渝两个特大城市人口、功能、要素转移提供了平台。面对新机遇、新形势、新挑战，真正找准机遇、认清机遇、把握机遇，必须自觉地把荣昌纳入国家、全市战略，“跳出荣昌看荣昌”，以加快发展为目标，以扩大开放为引领，以主动融入为前提，在成渝城市群中率先崛起，成为成内渝发展带支撑点。

（二）始终坚持变中求新变中求进的发展理念。东莞发展取得的成功，在于能根据不同发展阶段，适时调整发展战略、找准正确发展方向、针对性采取措施，保持经济社会发展势头。我区已进入工业化后期的初级阶段，面临工业经济转型升级的巨大挑战，与消费型、服务型阶段还有很大差距，需要加快经济转型升级和转变发展方式。我们要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与时俱进，突出集群发展、创新发展、特色发展。积极争创国家级高新区，以集群发展模式优化结构布局，加快产业集群发展；加快中新（重庆）战略项目落户荣昌，建成面向成渝的公铁联运渝西川东物流港，畅通通道，加速合作交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落实“市府30条”，推动科技创新和产品研发，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发挥畜牧、旅游、非遗文化、特色农业等传统产业优势，用“互联网+”思维推动产业升级。继续保持发展定力，多出新招、实招、硬招，突破“老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软办法不顶用”的困境，奋力闯出新路子、开拓荣昌新境界。

（三）始终坚持大力推进实体经济的发展思路。东莞经济勇立潮头的底气，是坚定不移地走实体经济发展之路。实体兴则经济兴，实体衰则经济衰，实体经济是社会财富的基础，是综合实力的基础，也是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物质基础。新常态下推动荣昌实体经济发展，不断优化和创造发展环境，把投入方式从更加注重政府投资发展转变到更加注重社会投资发展上来，树立开放理念、主动服务理念、包容理念，夯实“一区三园”工业发展平台，大力引进、服务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推动经济长期增长的持续动力；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落实服务企业发展各项政策，切实做到帮助不包办、帮忙不添乱、帮扶不索取，最大限度地保护、支持、激励实体经济发展；在教育、医疗、城市公用设施等领域向民营企业开放，吸引投资，支持和引导企业依法、规范、诚信经营，营造推进实体经济健康发展、公平竞争的良好市场环境。切实做到统筹兼顾、协调发展，努力提升荣昌实体经济的发展层次和水平，不断增强经济综合实力和区域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