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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拉河是蒙古中北部的一条河流，全长公里，流域面积平方公里。它是鄂尔浑河的支流，鄂尔浑河经色楞格河注入贝加尔湖。20世纪50年中期，景德镇一批援建蒙古建瓷厂的陶瓷艺人来到图拉河北岸的乌兰巴托，在这里度过了三年时光。为追忆这段特殊的陶瓷历史，我们有幸采访到了当年参与这项工作的唯一健在的高耀祖老先生。

高耀祖，年出生，江西鄱阳人。曾任红星瓷厂党委宣传科副科长，瓷艺老人。

高耀祖说：“早年，我父亲高金堂从鄱阳老家上镇在红店学徒，出师后帮别人打工，后来母亲也来了。年的时候，积累了一些资金，就自己开红店，取名号‘金堂瓷社’。我从小是在鄱阳街上跟着奶奶长大的，由于开红店人手不够，我9岁（年）的时候，和奶奶一起也上了镇，奶奶就帮家里煮饭。我上镇后就读书，开始读了约两年私塾，后来在浮师附小继续读小学，到了年上半年，景德镇解放时就失学了，在家里学画瓷器，也没有专门的人教，就是画那种洋彩（新彩），主要是画日用瓷，碗盘杯碟之类的，那种很简单的花头，比如梅花等。我家开红店是租人家的房子，又做门店，又是住处，就在龙珠阁那里，与后来的建国瓷厂门面相邻，是康达家的房产（当时是康达儿子康定东打理），康家就住在我们红店的后面，靠康家后面的坯房都是他家的，有一个女孩也在附师小读书，与我是同学，长得非常漂亮，不知是康定东的女儿还是孙女儿。我们家后面（御窑厂内）也有很多画瓷器的，都是请来的高级师傅，画的瓷器相当好看，我小时候经常跑到那里去看。我们家虽说是开红店，但一点家产都没有，全是租的。那时物价不稳定，租金只收大米，读书的学费也折大米。大概年底的样子，画瓷的人都参加合作社，我和我父亲都进了第一瓷器合作社彩绘车间从事新彩工作，工作地点就在大黄家上弄。当时进社也就是拿张照片，填个登记表，把已有的画瓷桌、橱子、凳子及开红店的工具拿过去。好像交了钱，我不记得，都是父亲操办的，因为后来还退了股金。那时，被称为新花大王的黄海云也在一社，图样都是他出，他这个人不但画得好，还善于创新。过去，一些画瓷的人只知道在以往的传统画面中打转转，突围不出去，而他喜欢观察思考，比如，他看到被条上的洋画面好看，就把这样的画面移到瓷器上来。后来，他调到陶研所去了，出画样这件事就落到我头上了。”

万文仔资料吴荣生资料援建蒙古瓷厂成员合影（前排右一为高耀祖）新中国成立之初及后来的几年，国际上形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广泛开展技术合作，技术交流，各国之间互通有无，共同提高。这里包括培训人员，援建项目等。作为瓷都的景德镇自然义不容辞地承担陶瓷方面的国际援助任务。上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期，景德镇陶瓷学院就承担了东亚、东南亚如越南、朝鲜等国家的学员培训任务。景德镇以手工制瓷之优势参与了一些国家的陶瓷项目的援建任务。过程中传授陶瓷技术、陶瓷工艺、甚至原料配方的技术输出等。而为了实现陶瓷机械化，同时我们也得到了捷克，苏联方面的援助，如建景德镇瓷厂等。高耀祖说：“年，蒙古人民共和国向我们国家提出支援他们经济建设的请求，其要求的项目以建筑业为主，轻工业次之。据说是周恩来总理与蒙古签订了协议，帮助蒙古建十个轻工业工厂，其中就有一个瓷厂。年，支援蒙古创建瓷厂的任务落实到江西景德镇、河北唐山和辽宁海城三个产瓷区。景德镇的具体任务是琢器类产品及制匣钵的制作，也就是传统瓷制作，而其他产瓷区是做煤窑和机械制瓷。大约在当年的四月间，社里通知我到市工业局去，说是领导找我有事商谈，同去的还有第四陶瓷社的陈金水，还有一位画瓷合作社的青年小伙子，都是画瓷器的。接待我们的是一位李姓女科长。她说：你们都是从事彩绘工作的，现在组织上要请你们到一个很艰苦很远的地方办瓷厂，你们愿不愿意去，你们可以先考虑，明天来回话。我当时与陈金水都很年轻，也很想去见见世面，于是当即就表态愿意去，李科长很高兴，叫我们明天再来。第二天，我和陈金水又一同去了工业局，那位画瓷社的小伙子没有来。这时，才知道是去蒙古办瓷厂，还叫我们回去做些准备。大概过了几天，通知我们到工业局报到参加学习班，学习的具体内容是外交礼节和蒙古的风俗人情。我们一同去的共有8位同志，工业局（陶瓷局）试验组的做坯工万文仔、试验瓷厂（后景德镇瓷厂）的利坯工吴荣生、建国瓷厂的刹合坯工（施釉）徐长生、雕削工曾海清、第一瓷厂（后东风瓷厂）的雕削工梁金泉、匣钵厂的小器匣工李林兴、彩绘工除我之外再就是第四瓷社的陈金水。8个人中我最小，当时只有20岁，年纪最大的是万文仔，依次为吴荣生、梁金泉、徐长生、曾海清、李林兴和陈金水。学习期间，做了很多准备工作：由原单位发给每人盖被、垫被各一床、棉衣一套、中山装两套、皮鞋一双及日用品若干。由各单位发给支蒙人员所需生产工具及一定的瓷用原料。万文仔和吴荣生还绘制了陶车的形状图以及准备了制作陶车用的瓷质顶子、汤箍等；李林兴也绘制了匣车图及做匣钵用的白布；我们彩绘工准备好了各种绘瓷用的笔、颜料、少量金水等；雕削工准备好了各种规格的桠扒等。各种准备工作做妥后，大约在当年的5月12日启程，工业局委派丁东亮同志带队，市联社还组织人员敲锣打鼓欢送。当天就到达了南昌，那个地方叫状元桥，靠近省轻工业厅，我们受到省轻工业厅的热情接待，当天晚上轻工厅厅长还专门宴请我们。”

高耀祖说：“我们是坐汽车到南昌的，到了南昌以后，丁东亮接了一个电话，原定计划延期了。丁东亮怕我们景德镇的人反悔，就带着我们沿途玩。首先是在南昌玩了几天，后就到上海、南京玩，每到一地都旅游几天，最后到达国内支蒙人员的集中地天津。在那里，重新进行体检、照相等，再由丁东亮到北京办理护照，办完手续后丁东亮就回来了。在这里集中的支蒙人员来自全国各地，都是支援蒙古建厂的，比如有建乐器厂的，有建服装厂的等，主要是轻工产品。建陶瓷厂国内产瓷区有三个方面，一是河北唐山去了5个人，帮助建圆型倒焰煤窑，二是东北海城去了6个人，是搞机械压坯成型，另还有一名翻译。大概在天津待了10多天的时间，我们登上了开往蒙古边界的列车，当列车到达中蒙边界我方二连镇（现为二连浩特市）时，我们都下了车，由蒙方派来了几辆大卡车为中方人员装行李，然后，我们手举护照，还要举过头，排单行徒步过边界，上了蒙古的专列。原来他们的铁路比较狭，而我们的要宽。当列车到达蒙古首都乌兰巴托时，中国驻蒙使馆官员，蒙工厂的工人及领导都到车站迎接。这个瓷厂就建在乌兰巴托市区，我们到来之时，厂房已经建成，只筹建窑炉和安装设备，唐山的负责建窑，海城的搞成型机械设备，景德镇的做陶车，而像我们画瓷器的就没有什么事干，基本就是玩。当陶车安装好后，万文仔等做了一些表演，当将一坨泥巴在万文仔手上变成了一把茶壶和花瓶时；当曾海清和梁金泉采用雕镶手法将几何图形的泥巴拼接成异型花瓶时；当吴荣生、李林兴在匣车上做匣钵时，他们感到十分神奇，予以鼓掌，称景德镇手工制瓷工艺名不虚传。”

乌兰巴托景致图拉河

高耀祖说：“蒙古方面制瓷完全是空白，我们不但技术、人员上支援，包括制瓷原料矿石也是从中国唐山和海城运过去的，矿石粉碎后，是按唐山配方制成泥巴。那种泥巴的黏性特别好，强度也大，施釉时，右手旋进釉桶，左手托起，碗盘类产品内外及足底一次性施釉，而坯体却丝毫无损。建的窑是那种后来我们景德镇普遍使用的圆型倒焰煤窑，建了两座窑，90立方米的。瓷器烧出来后，釉面略带黄色。瓷器出来后，我和陈金水开始绘瓷，虽然配带了各种画笔和颜料，可忘了带乳香油，颜料调不开，我们就自己配制。以前只知道这种油是松香和煤油熬成的，但不知道比例，需要熬多少时间，只有反复试验，最后成功了。可是又没有烤花炉，起初我们想砌一只景德镇那种传统红炉，但缺少特殊的匣钵片，更没有木炭，想来想去，只有砌了一座小型的煤窑来代替，没想到效果蛮好。大概过了一年多时间，也就正常了，当生产初步走上正轨后，蒙方派来了40余名练习生，其中有四、五人曾到唐山学习过，平均中国师傅一人带两人。在传授技艺时，最大的障碍是语言不通。翻译是蒙古人，开始忙得很，不仅翻生活用语，还要翻译生产技术术语，术语很难翻，我们尽量口语化。而万文仔、梁金泉是抚州人，他们乡音难改，蒙方翻译又听不懂，于是由我们翻译成普通话后，再由翻译向对方说蒙语，时间长了，我们也会讲一些基本的蒙语，也几乎不用翻译了。”

梁金泉资料

高耀祖说：“生活方面，工资还可以，月工资蒙元，可抵当时人民币元，我们每月寄蒙元（折人民币70元）回家，剩下的钱很够用。我们享受当地人一样的待遇，如坐公交车不要钱，看病不要钱，商店的物资也很丰富，价格也便宜合理。只是我们南方人吃不习惯，开始就是吃羊肉煮面条，没有人吃得下去，大家就把羊肉全给我吃，我光吃羊肉，不吃面，他们就尽吃面。后来，大家同吃同住，北方人每餐都要吃馒头，我们也跟着吃，时间久了吃不下去，就去大使馆告状，因为我们直接归大使馆管，经常召集我们开会，我们就说吃馒头吃不惯，要吃大米，就这样搞一个饭厅，供19个人吃饭，请的厨师会煮饭也会蒸馒头，为了全面照顾，规定早中餐吃馒头，晚餐是大米饭。大概过了一年多的时间，生产也正常，大家又提出了探亲的要求，决定由大使馆组织家属从国内到蒙古去探亲，分两批进行，第一批我没有报名，梁金泉和曾海青报了第一批，他们的家属去了。第二批人少，而且南方路很远，还要专门派两个人护送，财力上不划算，后大使馆和我们商量，允许我们请一个月假回家探亲，年我就回家探了一次亲。”

徐长生自传

高耀祖说：“到了第三年，瓷器已批量生产，当加了彩的瓷器在市面上出售时，很受欢迎，蒙古民众很高兴，因为他们的国家也能生产瓷器了。这期间，厂里通知我画十对花瓶，我在瓶子上画的是苏赫巴托的像，苏赫巴托是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开国之父，像我们国家孙中山一样的威望，在乌兰巴托市建有苏赫巴托广场并立有其铜像和碑文。还有匣工李林兴，由于那里的耐火土土质很好，做了一批匣钵后可以够用一段时间，期间就研究当地的瓷土矿。那里的矿源很丰富，但就是烧不成瓷器，不是发得像馒头、就是起泡。他用中国瓷土与当地瓷土相配合，经过多次试验最终成功了，蒙方很高兴。全国联合总社还给了李林兴专项奖励。三年之中，我们与蒙方的同事关系也很融洽，有一位民间绘画艺人，像握锅铲一样握着画笔，在家具上用漆画蒙古风格的画很自如，他学画瓷器就掌握不了料性，我们之间就互相学习。我们学习他的纹饰，他学习我们的料性，过了一段时间，那位蒙古同事画的瓷器也很不错。还有一位年轻人，在苏联留过学，专业美术人员，画牛羊马神形兼备，我们不如他，后来他在厂里当了技术员。我们那些蒙古学生徒弟对我们的生活也非常关照，每天清晨煮一杯热马奶茶，有时还送来蒙古风味的点心。经过两三年的传教，蒙古方面的练习生基本掌握了制瓷的技能，可以独立操作。蒙方还将我们制瓷的过程和操作技艺拍成了电影。我们生产的档次较高的产品（花瓶等）送到苏联去展览。”

高耀祖说：“在蒙期间，大使馆对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抓得很紧。刚去不久，就成立了党支部，第一年书记由大使馆指定老党员唐山的张继业担任。第二年民主选举了海城的陈振礼。第三年选了景德镇的曾海清。因为大都是青年人，青年人中党员也比较少，所以成立了团支部，由党支部代管。平时，能看到国内的《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还经常到大使馆开会，时任驻蒙大使何瑛还亲自向我们做国内外形势的报告。如果遇有工作和生活上的问题，大使馆就会来人帮助解决。”

陈金水资料

高耀祖说：“时间过得很快，援蒙建瓷厂的任务也完成了，那个陶瓷厂也是归他们合作总社管，叫乌兰巴托合作总社陶瓷厂。当时，蒙方想我们留下来，大使馆也出面动员，也希望我们能留下来，给我们高福利，工资翻倍。但我们南方人就是不习惯那里的生活，说句心里话，也想家，没有谁愿意留下来，后来唐山和海城各留下了一名师傅，其他全部返回。临行时，厂里还开了隆重的欢送会。蒙古国国家计划委员会对外经济联络局代表他们国家，向我们支蒙人员每人颁发‘社会主义建设友谊纪念章’一枚。我们回家那天，蒙方全体人员都到车站欢送，一些蒙方的技术人员、工人、同事流着眼泪跟着火车跑，我们也激动的流下了热泪。回到景德镇时，已是年6月初，刚好整整三周年。”

高耀祖说：“时间到了年，具体时间记不清，反正是不冷不热的天，被援建的蒙古瓷厂的技术员道尔姜灿出差中国广州，特绕道景德镇看望我们。那时，正值中苏关系恶化，蒙古亲近苏联，我们觉得当时这件事也很敏感，向上面报告了，市长专门找我们去谈话，叮嘱我们不能乱说话，也不给我们派翻译，幸好我们能简单听懂一些。市里也没有出面请他吃饭，他住在莲花塘那个宾馆里，大概一两夜。我们见面很亲热，握手、拥抱。他还拿出厂里后来生产的瓷器给我们看，比以前质量好多了，釉面也白了，造型也美了，还说厂里的人都很想念中国师傅，对帮助他们建瓷厂一直承感激之情。临别时，还赠给我们每人一件雕塑瓷做纪念。”

高耀祖作品

编辑黄璐璐

审稿许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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