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江湖夜雨

来源：正和岛（ID：zhenghedao）

年确实是艰难的一年，因为无论是看投资还是消费，看内需还是外需，整体的基本面都不算很好，也不算差，影响年趋势的主要不是基本面，而是信心。

但如果你只观察短期，可能会被迷了眼睛，看不到希望。因为用过去的确定性，来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你只会越来越悲观。

但如果拉长历史的视野，你会发现，过去改革开放40多年里，有两次大周期拉动了中国经济的崛起，它们都有迹可循，并且可被观测和度量。

如果你能看懂周期，就能踏准节拍，在经济浪潮中逆流而上。

前2次大周期已经接近尾声，而自年之后，我们站在了第3次大周期的风陵渡口。

好戏，才刚刚开始。

第一次大周期：年—年

劳动力红利与拓荒者年代

在正式开始讲3次周期之前，我们先来理解一个概念——慢变量。

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教授，是一位观察“慢变量”的高手。他有一本风靡全世界的书叫《美国增长的起落》，比尔盖茨、经济学家弗里德曼等，都很推崇。

书中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人类进步的“上帝视角”，就是“慢变量”。比如他说，美国自年—年之间，出现了一次前无古人的经济“大跃进”，带来了一系列创新，电冰箱、洗衣机、汽车、电报、计算机等。

而这次经济崛起最大的一个“慢变量”就是电，戈登教授认为，从历史的尺度上，电比电子计算机更重要。

有了电，就有了家用电器，有了家用电器，妇女的家务时间就减少，妇女就可以大规模进入劳动力市场；有了电，就有了电梯，有了电梯就可以盖摩天大楼，人们就可以更密集地住在城市里。

所以说，“慢变量”是一种打开就无法合上的趋势。

从这个角度，我们再来看中国经济的趋势。

如果把“慢变量”的范围放得更宽一些，改革开放40年里，中国有2次大周期。

第一次大周期是年—年，这一个周期最大的红利在于劳动力、全球化与改革开放。

这三点缺一不可。

因为经济说白了就是一个“做饼、分饼的问题”，很多人希望，先把饼做大、再把饼分好，但实际上经济原理是倒过来的——如何分饼，决定了饼能做多大。

改革开放就是一个“分饼机制”重新划分的问题。

时间拨转到年的夏天。

随着一声炮响震彻蛇口区，中国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工业园区蛇口破土动工。在这片体制改革的沃土上，价值观念、时间观念，以及人才观念被打破重组，蛇口因而成为孕育新中国第一批现代公司的摇篮。

袁庚是当时最炙手可热的人物，他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勇闯禁区、全面改革，“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口号被刷在了大街小巷。

蛇口一时间成为了一个激情燃烧的“改革试管”。

从那之后，中国坐上了发展的快车道，谁敢打敢拼、谁更注重效率，谁就能够成长起来。

年，任正非43岁，他们5个人筹资2.1万元，在蛇口创立了华为。年，郭台铭38岁，在深圳建成了首家富士康精密组件厂。年，马明哲33岁，在蛇口成立了第一家由企业与专业金融机构合办的保险公司——平安保险公司。

任正非的故事被讲过无数次，马明哲同样是“改革开放、奋斗改变命运”的缩影。

年，28岁的马明哲赶到蛇口工业区报到。

经过两年积累，他提出模仿香港，开创商业保险模式。但这一提议遭到了反对。马明哲并不放弃，他把自己的构想写成材料，乘船到香港拜见了当时大名鼎鼎的袁庚，恳请他写一封引荐信。

年12月，蛇口工业区向中国人民银行递交了《关于合资成立“平安保险公司”的请示报告》。借着改革的春风，保险业的一些政策开始松动。

马明哲在接下来几年奔忙于“让政策落地”。他抓住一切机会向中央递交申请，几次被拒，无数次修改申请方案。

“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在袁庚的主持下，年，号称中国第一家股份制、地方性的保险企业深圳平安保险公司成立。

在后来秦朔写的《无止之境》一书中，他提到在对马明哲的一次采访中，“马明哲曾表示，平安是蛇口的孩子，30年来，我们从未改变当年从蛇口出发时的精神和品质。永远在创业，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在竞争中求生存，在创新中求发展。”

所以，改革开放是最大的制度红利，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给那些敢打敢拼的人赋予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除了制度的红利之外，另外两个要素是全球化趋势和中国劳动力红利，凑成了“天时、地利、人和”。

当时正逢美国和欧洲国家的产业大转移，跨国巨头争相在全世界寻找代工厂，而中国人均GDP只有美元，加上巨大的人口数量，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

制度红利就是前20年“慢变量”，在这之下无数个小趋势浪潮迭起。

日本家电巨头松下，第一个在中国投资；可口可乐与中国粮油集团签订了合同，获准向中国出售第一批瓶装可口可乐；位于西雅图的波音飞机制造公司宣布，中国将历史性地引进3架波音客机。

年，IBM在与中国中断联系近30年之后，再次进入中国；后来日本日立、大众汽车、壳牌石油、摩托罗拉、法国标致，都纷纷进入中国……

发达国家的资本疯狂的涌入，成千上万个工厂瞬间崛起，中国农村释放出的大量年轻劳动力，背上麻布包，奔赴沿海口岸，当时有一部电视剧《打工妹》，就描写改革开放初期那段真实故事。

这是第一个大周期的状态，在此后的日子里，它还延续了十多年，与第二次大周期叠加呼应。

第二次大周期：年—年

来自通信技术的降维打击

之所以把年定为第二次大周期的起点，因为这一年是互联网和移动通信技术，深刻、广泛影响中国的元年。

实际上，年就有大哥大了，年就能上网了，但当时因为用户量级不够，并未对经济社会产生质变的影响。

年，千禧年的前一年，一个百感交集的百年世纪终于走到了它的“末点”。

当时社会上流传着多年前一个叫诺查丹玛斯的法国医生的预言：“年7月，天空中太阳、月亮和九大行星将组成‘十字架’形状，这时候恐怖魔王从天而降，蒙古大王重新出现，战神以幸福的名义主宰世界……”

这个预言显然没能实现。

预言的流行，很大程度缘于这一年的人，跟现在的人一样迷茫，国企下岗的问题、经济发展困境，也让人们看不清前进的方向。

这一年，尽管问题很多，但也透漏出依稀的微光。微光一方面来自于对外开放，一方面来自于互联网技术打开的“美丽新世界”。

当时正值新中国建立50周年大庆之前，美国《财富》杂志将一年一度的大会放在上海举办，当年的主题十分应景——“让世界认识中国，让中国认识世界。”

东南亚各国还没有从金融风暴的眩晕中清醒过来，俄罗斯经济也爆发了危机，南美的巴西更是出现严重的金融危机，在所有发展中国家中，当时的中国可谓“一枝独秀”。

在对外开放的朝气蓬勃之下，互联网也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年，中国人谈论最多的是新浪、电子邮局、搜狐、网易等。

互联网是这20年最大的“慢变量”，它打破了认知的疆域和经济发展的游戏规则。

互联网有两个成长方向，一是前面所说的门户网站，其二是电子商务一族。

这一年开春，在互联网世界“流浪”了好一阵子的马云，终于找到了正确的道路，创立了阿里巴巴电子商务网站。未来的20年里，他的名字成了互联网的代表，他的公司，深刻改变了中国人的消费习惯。

年前后是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

马化腾创办了OICQ，后来改名为QQ，这只小企鹅后来成长为中国最大的2个互联网巨头之一；梁建章当时是甲骨文中国区的咨询总监，他与沈南鹏、季琦对创业方向经过一番激烈争辩后，创办了携程网；当过多年个体书商的李国庆和他的海归妻子俞渝联手创办了当当网；年出生的陈天桥，在一家大型国企工作，正当要分房子的时候，他选择离职，向人借了50万，创办了上海盛大网络发展有限公司；……

这些公司，在后来的20年里跌宕起伏，无论生死成败，他们改变了多年来，中国人认知世界、消费、生活的方式。

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移动通信的叠加，双重改变了世界。

年前后，中国成为手机大国，Motorola和Nokia成为人们趋之若鹜的品牌。当年冯小刚有一部电影《手机》，讲的就是通信技术对生活的影响。

每年春节，年轻人从各地打工回乡，最爱炫耀他们刚买的新手机，诺基亚N70、LG巧克力，成为人们追逐的时髦品。发短信拜年是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年春节，三大运营商短信收入超过15亿元；年春节，中国移动的短信业务量高达46亿条……

直到年，手机最热排行榜上，诺基亚、摩托罗拉、索尼爱立信、LG、西门子、三星，竞逐着前3名，可谓“城头变幻大王旗”。

这种叠加态一直持续到年，苹果iPhone改变了这一切，互联网与通讯的第二轮红利——移动互联网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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