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政策争论背后的经济学问题
张维迎
编者按
本文是张维迎教授于年11月20日在“年奥地利经济学年会”上的主旨演讲。张维迎教授就前期与林毅夫教授关于产业政策争论提出的一些经济学问题,进行了进一步澄清与阐释。
张维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刚才毛寿龙教授讲到11月9日我和林毅夫面对面的争论。概括说,林毅夫的观点是,如果没有产业政策,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取得成功,发达国家也不可能持续增长。他强调外部性和协调失灵是需要产业政策的两个基本原因,提出了自己的比较优势战略,并且进一步为制定产业政策提出了6步骤甄别法。我对他的核心观点都做了一些回应,认为他的理论存在逻辑问题,我们不可以用任何事实证明什么事情是正确的,外部性和协调失灵都不构成产业政策干预的理由,我想这也是米塞斯、哈耶克他们一直强调的观点。他的比较优势战略本身存在内在的逻辑矛盾,不能自洽,六步骤甄别法看上去缜密,但我按他的标准按照试图找出值得中国在制定产业政策时学习的榜样,但实在是找不到。
我自己的观点是,由于以下两个原因,一个是认知限制,另一个是激励扭曲,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哈耶克特别强调认知问题。我在辩论中讲到,因为新技术和创新是不可预测的,政府制定的产业政策不可能成功。如果新技术和创新可以预测,那又怎么样呢?那就不需要产业政策,因为如果可以预测的话,政府能看得到的企业家更能看得到,产业政策多此一举。政府要做的是什么?就是保护个人自由和私有产权,建立法治,在这样一个制度环境下让企业家精神发挥作用,产业政策想要解决的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当然不包括保护落后和既得利益者)。
我今天讲一下产业政策争论提出的一些经济学问题。我和林毅夫教授争论的背后,有些基本的经济学问题,有待于澄清。第一,无论是林毅夫教授还是其他持类似观点的人,包括官员和一些学者,有一个根深蒂固的理论,就是所谓的市场失灵理论,但这个理论是错误的。第二,所有支持产业政策的人,都不理解企业家精神,或者说对市场当中企业家如何行动,没有正确的认识。第三,传统贸易理论对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的关系的理解,存在误区。我下面对这三个问题做些简单地澄清。
第一,关于市场失灵问题。
经济学的“市场失灵理论”是从完全竞争模型推出来了。根据福利经济学第一定理,完全竞争市场,并且只有完全竞争市场,是帕累托有效的,因此偏离完全竞争就存在效率损失。完全竞争假定没有外部性,没有所谓的垄断,没有信息不对称。反过来说,只要存在外部性,只要存在所谓的垄断,只要存在信息不对称,就存在市场失灵,带来效率损失。这就是政府干预的理论依据。
新古典经济学家辩护说,尽管完全竞争不符合现实,但是一个理论标杆,也就是我们所理想的状态,我们可以由此检验现实的市场在多大程度上偏离了理想,然后采取政策措施矫正它。问题不在于它是不是符合现实,而在于它不是一个好的标杆,不是我们应该追求的理想,因为如果真得达到完全竞争这个理想状态,人类就停滞了,不会有进步发生。把完全竞争作为理想市场,就像把太阳围绕地球转作为理想一样。通过政府干预让现实市场向完全竞争靠拢,就像想方设法让太阳和其他行星围绕地球转一样,不仅不会成功,而且有害无益!
新古典经济学家认为,只有在存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才需要政府干预,这听起来似乎在捍卫市场。但他们没有认识到的是,按照完全竞争的标准,现实市场上,垄断无处不在,外部性无处不在,信息不对称无处不在,因此,市场失灵无处不在,政府干预应该无处不在。
新古典经济学把竞争和垄断的概念完全搞错了。哈耶克早在年的文章里就指出,完全竞争实际上是没有竞争,而真正的竞争被当作垄断了。所有的企业采用相同的技术,以相同是成本生产相同的产品,并且以相同的价格在市场上出售,这是竞争吗?不是!真正的竞争是与众不同!但按照新古典范式,与众不同就是不完全竞争,就是垄断,就带来效率损失。
竞争中做到与众不同的最好方式是创新。创新是市场当中企业家进行竞争的最重要手段,市场经济带来的好处,主要是企业家创新的结果。按照熊彼特的定义,创新包括引入新产品,使用新的生产技术,发现新的原材料,开辟新的市场,采用新的组织形式。显然,完全竞争与创新完全不相容,凡是创新都会带来不完全竞争甚至垄断,完全竞争等于不能有任何创新,也就是所有企业生产一模一样的产品,使用一模一样的技术,卖完全一样的价格。任何创新就会带来不一样。如果我们把完全竞争当作理想,我们就应该消灭任何创新。所以不难理解,受反垄断法折磨最多的企业,正是那些最具创新力的企业。反垄断法是经济学家企图让太阳围绕地球转的典型例子。
新古典经济学在分析个人和企业决策的时候,把其他人的行为都作为外在的参数(如价格),每个人似乎都是孤岛上的鲁滨孙,这种情况下的个人最优决策当然也就是社会最优决策。当一个人的行动给他人带来好处或坏处,而这种好处或坏处没有反映在交易价格里时,就出现了外部性,就带来效率损失,因而需要政府干预。这种推论是完全错误的。外部性无处不在,只要存在两个人就存在着外部性,外部性本身并不构成任何政府干预的理由。
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我发表了一个观点,好多人不喜欢,有些人听了心情烦躁,这就产生了经济学家讲的“负外部性”。政府应该不应该干预我呢?不应该,因为这是我的言论自由。第二个例子是,我辱骂你,也给你带来负外部性。应该不应该干预?应该!为什么第一个行动不应该干预,第二个应该干预?显然不是因为外部性,而是因为权利。前一种情况下我行使自己的权利,没有侵害你同等的权利,后一种情况下我侵害了你的权利,也就是你的名誉权和人格尊严。所以说,外部性本身并不构成政府干预的理由,只有对他人权利的侵害才是政府干预的理由。如果外部性本身构成政府干预的理由,那就意味着政府有权剥夺我的言论自由。
环境污染需要政府干预不是因为外部性,而是因为环境污染相当于一部分人给另一部分放了毒气,侵害了后者呼吸正常新鲜空气的权利,当然应该受到处罚。这时候,政府干预实际上是履行产权保护的职责。政府设定排污标准实际上是界定空气的产权,气候交期就是交易产权。
一般地,市场交易,交易的是什么?不是利益,而是权利。利益的概念太宽了,任何交易中都有些收益或成本是不需要价格补偿的,这并不会带来市场的失灵。比如说,我买个苹果要付钱,但是我看苹果并需要付钱,尽管看苹果也给我带来利益。在资本市场上,政府应该保护的是投资人的权利,而不是投资人的利益,因为利益是没有办法保护的。当然,哪些利益应该包含权利中,哪些不应该,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
接下来谈一下信息问题。按照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信息不对称导致市场失灵,但按照我对哈耶克思想的理解,恰恰是信息不对称才需要市场。市场建立在分工和专业化的基础上,分工和专业化意味着每个人只有局部知识,不同的人懂的不一样,因而信息不对称是市场的基本特征,也是市场优越性的来源。如果每个人的知识都一样,就没有任何市场可言了。进一步,市场创造了信息不对称,也提供解决信息不对称的手段,这就是市场的声誉机制。建立品牌本身就是市场竞争的手段。信息不对称并不会导致市场失灵!观察表明,政府对市场干预最多的国家,也正是市场秩序最混乱的国家。
是不是没有市场失灵呢?我现在不敢说一定没有市场失灵,但你要用新的理论去证明它,目前我们经济学教科书里给的市场失灵理论全部是不成立的。如果你能用新的理论证明市场确实会失灵,那将是巨大的贡献,值得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我还想指出的一点是,新古典经济学在分析市场失灵的时候,把每一个失灵的原因是分开处理的,但如果我们把它们放在一起,不同的失灵理论是相互矛盾的。比如说,外部性和垄断理论就是矛盾的,因为如果存在负的外部性,垄断产量比完全竞争产量可能更接近社会最优。有负外部性的情况下,边际成本等于价格的均衡产量就太多了,垄断反倒可以矫正外部性。
第二,企业家问题。
传统经济学理论里面没有企业家,因为它的假设把企业家排除了。经济学教科书讲的企业决策不是一个真正的企业家决策,而是给定目标和手段情况下成本-收益的计算,这与企业家决策完全不同。传统的理论决策意味着给定数据,最优决策对所有人是一样的,否则一定有人错了。但企业家的决策是基于判断,同样的数据,不同的人判断完全不一样。企业家需要判断未来,现有任何数据都不可能包含企业家决策需要的所有东西,企业家认为最有前途的事情,往往大部分人不认同。
新古典经济学把不均衡当作协调失灵。其实市场作为一个过程,不均衡是正常现象,正是不均衡使得企业家有了用武之地,也正是企业家的行动驱动市场趋向均衡。如果市场总是均衡的,企业家也就没有事情做了。按照柯兹纳理论,企业家就是发现不均衡,通过套利使得市场趋向均衡。支持产业政策的人之所以把协调失灵作为产业政策的理由,就是因为他们不理解企业家的协调功能。
现实中企业家协调市场的能力确实太奇迹了。举个例子,像信用卡的使用,是全世界范围内的协调,一张卡走在哪都可以支付账单,这是企业家创造的!还有一个例子也很有意思,中国现在一年有数十万的代孕婴儿出生,这么复杂的协调,企业家都可以做到。
我不是说企业家的协调是完美无缺的,因为人类本身就不是完美无缺的。但企业家的协调远比政府协调有效得多。现实中的协调失灵往往是政府干预导致企业家功能不能有效发挥的结果,不应该反过来把它作为政府干预的理由。
企业家的第二个功能是创新。用外部性证成产业政策,是基于经济学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原理。但企业家的创新决策不是一个边际分析,不是基于计算,是基于理念,基于对市场前景、技术前景的判断。创新是生死问题,不是边际问题。从早年的蒸汽机到现在微软,还有亚马逊等等,没有哪一个是边际分析的结果。认为创新的好多好处被社会拿走了,所以没有政府补贴企业家就没有积极性创新,这很荒唐。
第三,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理论。
最后讲一下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理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告诉我们自由贸易使得双方受益。比较优势理论也就是反对政府干预的理论,李嘉图用这个理论批评当时英国政府奉行的重商主义贸易保护政策,林毅夫想用李嘉图的自由贸易理论证明李斯特的国家主义,这在逻辑上是矛盾的。但李嘉图将国家作为一个分析单位的时候已经埋下了一个祸患,似乎比较优势是国家的事,实际上比较优势是每个人的事情,不是国家的事情。自由交易使所有的人都可以得到好处,无论你最初的禀赋多么糟糕,最没有生产力的人也能从自由贸易中收益,因为你总有一定的比较优势。这一点米塞斯早就讲过了。盲人按摩,就是残疾人利用比较优势的一个例子。
后来由Heckscher和Ohlin发展的贸易理论把比较优势与要素禀赋联系起来,认为比较优势来自要素禀赋的差异,要素包括资本、资本,再加上土地、技术,这样就有了所谓劳动密集产业、资本密集产业、土地密集产业和技术密集产业等产业分类。
但我们看一下现实,除了石油等少数资源产品,大部分比较优势产业和要素禀赋毫无关系。比如说,棉纺织是英国产业革命的主导产业,但按照要素禀赋,英国根本不应该发展棉纺织业,因为英国没有种植棉花的资源禀赋。类似地,日本、韩国不应该生产汽车。按照要素禀赋,浙江的义乌不可能成为全世界的小商品集散地。为什么这些产业在这些地方都做起来了?很简单,就是企业家精神,这些产业全是企业家创造出来的,每一种比较优势都是企业家行动的结果。
所以说,按照要素禀赋制定比较优势战略是不成立的。进一步,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并不能告诉这个国家应该做什么产业。说一个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有比较优势能告诉我们什么呢?什么也不能!因为劳动密集型产业太多了,做什么不做什么需要企业家自己判断。或许劳动密集程度最高的产业是政府,按照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理论,人口多的国家应该把政府部门做大?事实上同一个国家、同一个地区,既有劳动密集型的,也资本密集型的,同样都可以成功。同样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上世纪80年代陕西咸阳六大国营纺织企业被沿海地区的乡镇纺织企业打垮了,这与要素禀赋有什么关系呢?没有!只与企业家精神有关!
按照要素禀赋理论,出口的产品就不值得进口,进口的产品就不值得出口。当经济学家发现一个国家同时出口和进口同类产品时,觉得与传统理论有矛盾,就发展出了新的贸易理论,克鲁格曼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如果我们不是把国家作为分析单位,而是把个人和企业作为分析单位,同时认识到比较优势是企业家行动的结果,所谓的新贸易理论本来就是不必要的!
以上三个方面是这次产业政策争论提出的一些基本经济学问题,这些问题我在去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中已经讨论过。但新古典经济学范式是如此根深蒂固,要突破它的桎梏需要我们不断努力,特别是要从经济学原理的教学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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