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年的四万亿计划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我国基础建设技术与产业的快速发展，而随着四万亿的余波将息，在经济新常态下，交通基础设施对经济的拉动作用是否能在产业与人口结构发生重大转变的今天对经济起到足够的拉动作用呢？继续对其投资是否会造成资源的过度配置与市场扭曲呢？仅截取最近研究的部分逻辑推演探讨，在人口与产业结构发生重大转变的今天，交通基础设施投资的效率变化原因。

1、产业结构转变

随着我国后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我国产业结构与社会结构也随之逐渐变动。改革开放前，我国经济仍是以农业与重工业为主的经济结构，虽然主要工业品产量增长迅速，但与居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类轻工业产成品产量严重不足。此时的经济结构对我国交通基础设施的要求主要集中于对于重工业品的运输上。在加之我国钢铁产量迅速上升，故在此期间，我国铁路交通系统逐渐区域完善，自年建国直至改革开放前，我国铁路总营业里程从2.18万公里，增长至5.17万公里，增长两倍余，为我国改革开发后经济的迅速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重心逐渐向居民消费品与基础制造业转移，经济地理重心逐渐向东南沿海转移。我国东南地区水运资源丰富，内有以长江、京杭大运河为主干的水运网络，对外拥有长江三角洲港口群，东南沿海港口群，珠江三角洲港口群三大主要港口群。

这种地理条件为地区企业提供了一种成本低、运量大的运输方式，在年以后，我国水运货物吞吐量迅速攀升，而以港口、内河航道维护为主的交通基础建设投资为该时期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一定辅助作用。

而千禧年以来，随着我国居民收入水平以及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再加之98年经济危机与08年金融危机引致的全球需求疲软，我国经济逐渐从适应外需结构转入适应内需结构。城镇化的不断推进促使了房地产、基础设施等行业的迅速增长，又进一步引致了建筑材料以及其原料等行业的快速发展；居民收入水平的快速增长又对配套服务业以基础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一阶段中，我国产业结构对交通基础建设提出了更大的要求，一方面要对货运提出规模更大、成本更低的新要求；另一方面，对我国客运提出了速度更快、服务质量更高的要求。加之我国经济在不断发展中形成了各色区域工业聚集区以及全面小康计划，也对新时期下的公路建设提出了完备性的要求。

同时，在98年、08年两次国际经济危机过程中，我国政府均启动了规模庞大的扩张性财政政策，而作为财政政策重要支出项的交通基础设施，在这两次财政放水中均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仅就铁路盈利里程观测的铁路基础设施而言，94年、08年后其增速明显上升，且这种上升趋势具有一定的持续性。

总的而言，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在我国产业结构变迁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与支持作用。我国产业结构比重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变更不断调整，符合一般的经济发展规律，三产业比重从建国之初的“一二三”的农业国家，逐渐转入“二三一”的工业化国家，随后开始向“三二一”的现代化国家演进。同时，我国交通基础设施结构也进行了适应性转变，在我国经济社会的各个阶段，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于促进作用。

2、人口红利渐退

上世纪五十六十年代，在我国政府的政策与精神鼓励下，我国迎来史无前例的婴儿潮，以其工作年龄为20岁-60岁计算，其工作时间约在-年间。这些劳动力人口的快速补充为中国“增长奇迹”的缔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随着计划生育国策的提出，我国人口自然生长率快速下降，从年的3.35%降至年的0.%。

人口自然增长率的迅速下降对我国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产生了较大的冲击，另一方面，随着居民收入水平以及人口平均寿命的逐渐上升，我国老龄化问题也愈加严重。

从要素效率的角度而言，我国在改革开放初期，呈现出资本、城镇劳动人口双不足的问题，此时两者的边际产出均呈现快速上升的趋势，我国在这一时期通过招商引资与经济体制改革快速提升了各项资源利用效率。而后，由于“婴儿潮”带来的充沛的劳动力，使得我国在改革开放后资本投入不足成为了限制这一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再加之在这一历史时期，我国初步建立了资本市场制度，使得资本配置效率逐步上升，使得在这一阶段，我国资本的边际产生出稳步提升。而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劳动人口没有得到有效的补充，加之98年金融危机后，我国成为亚太地区最为优秀的投资标的，吸引了大量外国投资者的中长期投资，使得在新世纪以后，我国逐渐出现了人力资本约束的问题，使得我国资本的边际产出开始出现递减的现象，其产出效率逐渐趋向与市场出清下的潜在增长，使得其资本边际产出自03年后逐年下降。

-年我国工业部门资本边际产出（《中国工业经济增长动力机制转换》江飞涛）

而同时，在我国过去三十年的快速发展中，我国在主要城市间已经建成了完备的铁路、公路、水路交通网，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各阶段起到了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而在如今的新时期，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重点除完成对已有设施的维护外，主要转向偏远地区与乡村，那么这部分投资是否仍能在转型期对我国经济起到良好的推动作用，仍需证明。

综上所述，我国人口红利随“婴儿潮”消退而逐步消失，在新的发展时期下我国资本边际产出逐步降低，加之我国交通基础设施在主要交通网的构建上已几近饱和，在这种条件下，我国在如今的转型期是否应该保持一个继续维持如此高的交通基础建设投资便是一个十分有价值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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