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翔,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E-mail:wenxiang

摘要:在米尔斯诞辰百年之际，本文试图重估其社会学遗产。本文指出，米尔斯作为“智识匠人”的志业，即是从内外两个面向揭示美国文明自19世纪末以来的转型及其危机。就内部面向而言，本文聚焦于米尔斯及其同时代的批评者关于美国社会的不同判断及其分歧的实质；就外部面向而言，本文则以米尔斯关于古巴革命的晚期著述为核心，考察米尔斯对古巴问题的讨论在何种意义上构成了对美国民主的外部批评。但是，对米尔斯的社会学遗产的重估，并不止步于此。米尔斯关于社会学写作的文体和“风格”的想象，即其关于“社会学的诗”的论述，构成了其学术遗产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本文指出，“社会学的诗”所倡导的审美与人格意蕴，实则是对社会学写作的人文传统的回归。最后，本文讨论了在中文学界的语境下，米尔斯的社会学研究所具有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米尔斯匠人精神社会学的诗美国文明

一、引子：“匠人精神”再认识

年是美国社会学家C·赖特·米尔斯(-)诞辰一百周年。与其短短四十五年短暂的生命相比，米尔斯对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影响却始终没有中断且历久弥新。那么，米尔斯对于我们今天究竟意味着什么？米尔斯的社会学遗产与当下的理论思考究竟有着怎样的相关性？在米尔斯诞辰百年之际来重新审观这些问题，或许正是对其最好的纪念。

在米尔斯的社会学遗产中，“匠人精神”(craftsmanship)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1以往对于米尔斯的研究，也大多注意到他对于“匠人精神”的论述和推崇。在《社会学的想像力》中，米尔斯单辟了一个30多页的附录《论智识匠人精神》(OnIntellectualCraftsman)，2集中讨论在何种意义上，一个具备了社会学的想像力的研究者，首先应当是一名独立的智识意义上的“匠人”，以及这样的匠人应当如何“养成”(Mills,a：-)。3在米尔斯看来，“匠人精神”与他所批评的科层气质的社会研究相对。米尔斯本人曾经在拉扎什菲尔德领导的哥伦比亚大学应用社会研究中心有过一段并不愉快的工作经历(Mills,:-；Sterne,)，在生前尚未完成的一部遗著中，他曾如此剖白心迹：“安安静静写书授课的老派教授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历史陈迹，但是这种老派角色在我心中却是被珍视的。我放弃了成为大规模调查的科层管理者或学术企业家的机会，这最终确定了我要走的路，即做一名独立的智识匠人”(Mills，)。

那么，所谓的“匠人精神”是否指的就是一种治学方法，或者更进一步地，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呢？这样的理解固然没有问题，却很容易陷入到方法主义之争的窠臼乃至泥潭中去，而难以进入实质问题。因为，当我们仅仅从“方法”的意义上来理解时，“匠人”本身所内蕴的社会-历史意涵就被抽离出来，而变成一个普遍的、抽象意义上的存在。但事实上，匠人首先是一个历史的质体，正如叶启政先生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所指出的，每一个社会学家的工作其实都是“一种在特殊文化-历史脉络下进行着编织理念故事的艺匠人的工作”(叶启政，：89)。也就是说，当我们将米尔斯视为一个智识匠人时，我们首先应该关切和探究的，是怎样的文化-历史脉络形塑和影响了米尔斯的社会学写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其具一种“瞭解之同情”，而不至有“隔阂肤廓之论”(陈寅恪，)。

在笔者看来，要同情地理解米尔斯的志业，首先需要明确一点，即米尔斯首先是一个美国文明之子。米尔斯所处的年代，正是美国文明发生转型的重要过渡时期。这一转型及其危机，以及美国本土的知识传统对危机的理解和应对，从社会史和思想史两个层面共同构成了米尔斯所处的具体的历史-文化脉络，给米尔斯本人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乃至在一定程度上形塑了米尔斯作为一个智识匠人的身心结构。

从社会史的层面来看，就美国内部而言，随着工业化浪潮的推进，产业无产阶级与白领阶层兴起，曾经作为美国民主柱石和共和美德化身的农场主阶层逐渐式微，城市化则推动了迥异于清教徒传统的新生活方式的出现，大萧条和罗斯福新政则使得国家权力更进一步高度集中，在托克维尔()笔下曾经作为美国民主基本单元的小乡镇及其生活方式，无论在政治还是民情的意义上，其重要性都已大不如前；就美国外部而言，从19世纪末的美西战争开始，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经由威尔逊、罗斯福等政治领袖对国家话语的重塑，美国逐渐远离了开国前辈所树立的“孤立原则”，由“共和典范”而逐渐走向了对外扩张、介入世界秩序的帝国之路(方纳，；王立新，)。

从思想史的层面来看，这样的转型是如何得到回应的呢？就美国自身的智识传统而言，自20世纪初以来，美国本土的实用主义哲学传统在皮尔斯、詹姆斯和杜威等人的奠基下逐渐形成。以皮尔斯等人为代表，实用主义哲学传统亦对美国的立国理念以及在19世纪末以来的帝国转向尤其是在海外的殖民活动予以了深刻反思(参见Horowitz,)，而在米德的努力下，实用主义传统对芝加哥学派产生了巨大影响(Ross,)，而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研究正是要考察城市化、工业化带来的移民等问题及其对于社会结构尤其是“民情”的影响。就外部影响而言，随着20世纪初那一代负笈欧洲(尤其是德国)的留学生回国进入美国的高等教育体制中，以及年代由于法西斯危机导致的欧洲学者和思想家大量移民美国，美国自身的学术观念、组织形态乃至社会政策等等也越来越多地受到欧陆文明的影响和改造(参见罗杰斯，)。

米尔斯本人即深深地嵌入这一社会与思想、内部与外部的多重转型过程之中。他出身于美国南部德克萨斯州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祖父是农场主，父亲是保险经纪人，两代人的职业变迁本身即体现了工业化、城市化的影响；在威斯康星大学读书时，他深受实用主义哲学和心理学的影响，其博士论文即是关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职业化过程的一个知识社会学考察，其中，对皮尔斯、詹姆斯和杜威的讨论各自分别占据了将近四分之一的篇幅(Mills,)。从博士论文开始，对实用主义的社会和智识价值的坚守贯穿了米尔斯全部研究的始终(Horowitz,s：12)。“智识匠人”这一意象，本身即带有非常浓厚的实用主义的色彩；而经由他在威斯康星大学读书时的老师，德国移民学者汉斯·格特的中介，米尔斯对于欧陆社会科学尤其是韦伯传统又有了较为系统的理解和梳理，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和格特合作翻译了《马克斯·韦伯社会学文集》，后者成为英文世界中较早且较重要的一部韦伯译作(Weber,)；从年代开始，伴随着战争步伐的临近，米尔斯从一个不关心实际政治的“学究”转变为一个激进的社会批评家。年来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后，米尔斯开始逐渐融入当地的批判知识分子圈子。这样一个被称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代知识分子阶层”的“纽约文人”群体以《党人评论》(PartisanReview)杂志为平台，倡导人文主义的社会和文化批评，对于20世纪中叶的美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参见吴琼，；钱满素，)。在这个群体内部，莱昂纳多·特里林、欧文·豪等杰出的文学批评家所给予米尔斯的智识启发、激励和认同感，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要远远超过了他在社会学共同体内所体验到的。譬如，《社会学的想像力》一书的标题很可能即是对特里林0年出版的名著《自由主义的想像》(TheLiberalImagination)的模仿，后者对于占据美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之缺乏“想像力”的批评与前者的旨趣亦并无二致(Trilling，0)。

米尔斯曾指出，我们正处于一个新旧更替的年代，他将之定义为“第四纪元”(FourthEpoch)，即“现代”之后难以名状而又充满各种悖论和不确定性的混沌时代(Mills,:)，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具有社会理论意涵的表达，但从经验的意义上，不妨认为，“第四纪元”即美国文明所处的转折年代的具体投射。米尔斯曾经批评同时代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放弃了理解‘美国’的努力”(Mills，2：)。而纵览米尔斯一生的著述，他始终都在关切和回应美国文明转型及其危机这个时代问题，或者说，由托克维尔所奠定的“民主在美国”的问题。概言之，米尔斯学术生涯黄金时期关于工会领袖、白领阶级以及权力精英的“社会分层三部曲”是从内部的社会结构视角讨论大众社会的兴起与美国文明转型之内在逻辑的勾连(Mills,,2,6)；而其晚期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以及古巴革命的著作则是从一个具有世界历史眼光的外部视角出发来理解美国民主的危机(Mills,b,a)。

因此，本文接下来对于米尔斯社会学遗产的讨论，即首先围绕以上内外两个面向而展开。就内部面向而言，本文将聚焦于米尔斯及其同时代的批评者关于美国民主的不同判断，揭示其分歧的由来和实质所在；就外部面向而言，本文则主要以米尔斯讨论古巴革命的重要文本《听着！洋基佬》为核心，考察米尔斯对古巴问题的关心在何种意义上与其对美国民主的外部批评勾连在一起。在以上两部分的讨论结束之后，本文接着指出，除了实质内容之外，对文体“形式”和“风格”的强调也是米尔斯学术遗产的另一个重要面向。且“内容”与“形式”之间具有内在的关联性。米尔斯对于社会学的“想象”，最终是落实到“社会学的诗”(sociologicalpoetry)这一文体上的(Mills,:)。本文试图揭示，“社会学的诗”所倡导的审美与人格意蕴，实则是对社会学写作的古典人文传统的回归。最后，本文讨论了在当前中文学界的语境下，米尔斯的社会学遗产所具有的启发意义。

二、米尔斯与同时代人：对美国社会的内部考察及其分歧

年，两位美国社会学家李普塞特和斯梅尔塞在一篇文章中如此评论他们的同行、哥伦比亚大学的年轻社会学教授米尔斯：

“其实他对于当代美国的社会学无足轻重-尽管他的书在社会学界之外很畅销，受到某些政治圈子的广泛欢迎……米尔斯与美国学院社会学之间的隔绝并不反映了后者对前者的排斥……在哥伦比亚大学，米尔斯自愿放弃了教授研究生课程和讨论课的权利。哥伦比亚大学是社会学最大的研究生教育中心之一，米尔斯的这一做法意味着他故意拒绝了一个影响一大批美国未来的社会学家的大好机会。可如果他真的要自我放逐于社会学界之外的话，他偏又在一些更加通俗和商业化的媒体上频繁发表他的观点，以此来影响外界对于社会学的认识。”(LipsetandSmelser,:)

这段半个多世纪前的评论颇耐人寻味。米尔斯在如今已经取得了某种经典地位，然而，在李普塞特和斯梅尔塞等同时代人的笔下，他却是“无足轻重”的。米尔斯似乎只是一个美国社会学界的“局外人”，一个以通俗写作来吸引大众眼球的半吊子学者。事实上，米尔斯本人也不否认自己的边缘人地位。李普塞特和斯梅尔塞提到，在哥伦比亚大学，米尔斯只教本科生，从未带过研究生。这的确是事实。据一位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毕业生的回忆，他读过米尔斯的《权力精英》后大为佩服，曾动过转学去哥伦比亚大学追随米尔斯的念头。但是，米尔斯明确告诉他不要跟着自己读书，因为自己只是一个学术界的边缘人，对他今后在学术界的发展没有帮助。那么，米尔斯不带研究生仅仅是出于为学生的职业前途着想么？事情恐怕没有那么简单。米尔斯曾经谈起他参加一次哥大社会学系学生酒会的情形：米尔斯坐在角落里的椅子上，博士生们纷纷过来同他打招呼，在对方做完自我介绍之后，米尔斯就会请教人家在做何研究。而他得到的回答大都类似于“某某街区的低收入家庭中的工作-娱乐关系”。这种小鼻子小眼的研究实在是让他提不起兴致。因此，米尔斯对学生的失望，乃至拒绝，实际上反映了他对于当时整体的社会学研究的氛围和格局的不满。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就更能够理解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像力》中对于美国社会学同时代的主流的批评。但这只是故事的一半。米尔斯的同代人是如何看待和回应他的批评的，更进一步地，他们是如何理解和评价米尔斯本人的社会学研究的，这是我们在这里希望补全的故事的另一半。

关于米尔斯与其同代人的关系，已经有一些学者做过考察，但这些研究往往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过于将焦点放在人际关系和“学术政治”上(Horowitz,)，甚至是一些私人恩怨的八卦和轶事，乃至由此得出结论认为米尔斯写作《社会学的想像力》的动力“与其说是学术上的，毋宁说是人际上的”(Brewer,)，这种解构式的处理即使不能说完全没有意义，至少也是比较微末的讲法，并不能因此促进我们对于实质性议题的理解；第二，过于将米尔斯的论战对手简单化，例如有学者在论述米尔斯与他所批评的“老左派”代表丹尼尔·贝尔的分歧时，简单地将贝尔的“意识形态的终结”做口号式的理解，而没有看到贝尔本人的复杂性。贝尔对二战后美国社会的经验判断以及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的揭示，与米尔斯实际上有诸多契合之处。对后者的简单化处理实际上同时也就将对米尔斯的理解简单化了。

有鉴于此，本文将主要聚焦于米尔斯与其同代人实质性的论争，即关于“大众社会”的兴起与美国文明的转型这一经验判断上的分歧，而不关心具体的“学术政治”因素；且努力以持平之心对待双方，不将任何一方简化，而是试图深入到双方各自的逻辑中去，考察彼此在“义理”(理论)和“考据”(实证)上的差异。出于篇幅限制，下文的讨论主要围绕贝尔和帕森斯这两个代表人物展开。之所以选择贝尔和帕森斯，主要是因为米尔斯与他们两人的分歧，分别代表了与两个最重要的社会学传统的分歧：贝尔代表了(尽管是最终幻灭了的)左派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帕森斯则代表了保守主义的自由主义传统。在下文中，我们将看到，无论是马克思主义传统所寄望的作为社会革命和历史变迁之主体的工人阶级，还是自由主义所看重的作为其多元主义之基石的志愿团体，在米尔斯的社会理论中，都被一一否定了(Hayden,:76)。

(一)米尔斯vs.贝尔

在那封著名的《给新左派的信》中，米尔斯曾指名批评贝尔的“意识形态终结论”(Mills，)，而后者则以“庸俗社会学”来回击米尔斯(Bell，)，且曾对米尔斯的《权力精英》给予恶评(Bell，8)。但其实米尔斯和贝尔一度非常亲密，两人曾一起办过杂志，且都曾是“纽约文人”圈中志同道合的朋友。由于两人都曾在哥伦比亚大学担任社会学教席，一些学者甚至将他们一起视为所谓文学与社会批评的“哥伦比亚学派”的重要成员(Bergersen，)。但两人在0年代最终分道扬镳。有趣的是，米尔斯与贝尔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又是殊途同归的：米尔斯最终以“社会学的想像力”名世，而贝尔则以“意识形态的终结”名世(虽然这个概念并不是他的原创)，即两人的一生治学和思考在很大程度上都被一个简单化的标签所覆盖了，而难以得到真正深入、透彻的理解和认识。

米尔斯与贝尔各有关于美国社会的系列研究出版。米尔斯的系列主要是由《权力新贵：美国的劳工领袖》()、《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1)和《权力精英》(6)组成的“美国社会分层三部曲”；而贝尔的系列是由《意识形态的终结》()、《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和《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所组成的“后工业社会三部曲”。在同时代的社会学家中，米尔斯和贝尔两人分别对20世纪美国社会所做出的诊断可能是最强有力的，也是影响最为深远的。

米尔斯和贝尔都注意到美国社会在20世纪初以来所发生的剧烈变动。贝尔将-年视为统一的美国国家经济的形成时期，罗斯福新政正是为了适应这个新的国家经济体系而出现的新的政治组织形式(贝尔，：-)。而在二战之后的25年里，美国社会更进一步地成为一个都市社会、民族社会和群体社会，华盛顿成为权力中心。在贝尔看来，这意味着美国由一个托克维尔笔下的“乡镇共和国”变成一个帝国，贝尔尤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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