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建设性

我们并不指望一场讨论可以解决产业政策的争端，年2月份那个寒冷的冬天发起的，凯恩斯和哈耶克之间的那场争论现在还在进行着。

11月9日，北京大学朗润园。一场事先邀约的辩论如约而至，这场对局的主角是张维迎和林毅夫。他们同为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或许只是巧合。三年前，年11月9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正是这次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这被看做历史性的宣言——中国经济从计划到市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辅助性、基础性，直至确立其“起决定性作用”，记录着这个国家跨越30多年的思想解放历程。

历史的繁复在于，在实践和学术层面，关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争议从未止歇。上世纪80年代末，中国借鉴日本经验引入产业政策。在此前，类似产业政策的官方政策多已有之。

年开始，中国经济历经波折，从治理持续过热到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的苦战通缩，在进入新世纪后，借力WTO，迎来了经济增长的黄金十年。年全球经济危机后，中国经济增长率从最高点的14%，逐步回落至6-7%的区间。20多年间，产业政策成为政府部门日渐倚重的政策选项，继而作为宏观调控的工具和手段屡试身手。有学者称，除了一个时期的日本、韩国之外，中国可能是强调产业政策最多的国家。

张维迎和林毅夫的这场辩论，因而颇有隔空呼应的味道。

在摆脱数日之后，北京重被雾霾控制。这场3小时辩论开始前，川普赢得美国大选的消息正在刷屏。张维迎和林毅夫的公开辩论，让很多人想起哈耶克和凯恩斯之争——发端于年的经济学世纪之战：政府是否应当干预市场？80多年过去，世界场景几经切换，意外迭出。哈耶克和凯恩斯的理论在不同时代遭际各异，他们在各个时代的门徒延续着辩题，从未放弃。

一场中国产业政策之辩又将持续多久？多年以后，即使忘记了当时观点，或许人们依然会记得这个瞬间：年初冬，一个雾霾弥散的下午，两位中国经济学人曾以如此“和而不同”的方式，为自己的学术主张公开而大胆地辩论，勇敢而坚定地捍卫自己的学术理念和价值，也捍卫对方自由而充分表达的权力。

招牌式的温厚笑容，台湾腔的普通话。白衬衣外罩一件深色西装。辩论场内的林毅夫一如既往地儒雅平和。辩论场内，林毅夫相信，大部分时间他是被误解的，他归因于传播过程中的的刻板化和卡通化，“说我讲的话我都不相信是我说的”。

张维迎误解了我，他说。整场辩论中，“委屈”、“冤枉”这样的词汇出现了很多次。这些误解包括对产业政策的理解，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理念，以及对于企业家精神的看待，等等。

张维迎保持了“批判者”的一贯犀利。他带有浓重陕西味的普通话并没有让这种锋芒削减。林毅夫“比较优势战略理论”在逻辑上是不能自洽的；林毅夫“增长甄别法”的谬误。当PPT上出现这样的标题时，会场一片笑声。

虽着西装，林毅夫和张维迎都没有打领带，或许这是刻意为之。

在林毅夫的定义中，产业政策是指中央或地方政府为了促进某种产业在该国或该地区的发展而有意识地采取的一些政策措施。而张维迎所理解的产业政策，是指政府出于经济发展或其他目的，对私人产品生产领域进行的选择性干预和歧视性对待。仅仅从定义看，他们的起点是相似的。

张维迎和林毅夫各自的观点是一以贯之的。林毅夫像一个布道者，继续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阐释着产业政策的必要性：我还没有看到不用产业政策实现成功追赶的发展中国家，也没有看到不用产业政策还能够继续保持领先的发达国家。

张维迎站到了反方：产业政策之所以失败，一是由于人类认知能力的限制，二是因为激励机制扭曲。更通俗地讲，一是由于人的无知，二是由于人的无耻。认知能力的限制比激励机制更根本。最好的激励机制也只能缓解人的无耻，不能解决人的无知。“所以我主张废除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政府不应该给任何产业、任何企业吃偏饭！”

张维迎说，他和林毅夫的分歧是经济学范式的分歧——林毅夫信奉的是新古典经济范式，我信奉的是米塞斯哈耶克的范式。张维迎宣称，林毅夫的所有理论都是以新古典经济学市场失灵为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是灵丹妙药，既能告诉政府应该做什么，又能告诉政府不能做什么。

张维迎确信米塞斯-哈耶克发展的市场理论是目前最好的市场理论。特别关键的一点是如何看待企业家。在米-哈范式里面，企业家是市场的主角，发现和创造市场交易机会是企业家的基本功能，正是因为企业家的创新，市场才能不断地发展出新的产品，新的技术，并且由此推动了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的升级。

而新古典经济学是没有企业家的市场，因为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已经使得企业家毫无用武之地。虽然新古典经济学也使用企业家这个词，但是他的概念里企业家只是一个计算器。张维迎说：“我们在产业政策上的分歧，很大程度上与我们和企业家的不同认知有关”。

不过林毅夫认为，有些批评还是误解。很多时候，他更愿意强调，张维迎与他的观点的相同之处。和张维迎一样，在为自己的研究辩护时，他也是一个毫不妥协的学者。

“张维迎反对的那些产业政策我也反对”。张维迎抨击补贴政策时，林毅夫这样回应。他问张维迎：“你究竟是在批我呢，还是在批我也批评的产业政策。”“我没有讲补贴，但是他一直批评补贴，把别人的罪过栽在我头上，我太委屈”。

林毅夫重申：我所有的产业政策没有一样需要补贴，我是反对补贴的。他强调自己所讲的产业政策主要是帮助企业解决基础设施，劳动力供求上的限制条件，改善金融环境等等，并非是补贴。

林毅夫的“有限市场和有为政府”是被一些经济学人批评最多的。他们认为，“有为政府”假设政府是全知全能的，从而为政府的不当干预打开了方便之门。在思辨会现场，张维迎的评论是，林毅夫对市场失灵浓墨重彩，对政府失灵轻描淡写。他没有回答，为什么政府官员比企业家更有能力和激励判断未来。

林毅夫觉得自己不是在说由政府而非市场选择企业——在他的框架里面只有一种情况是政府选择，即涉及国防安全的情况，其他都是企业选择——有相当大的程度多是企业已经要进去（某个产业）了，政府去了解企业有什么困难，帮助企业来解决他解决不了的问题。

他希望传媒能够传播完整的观点：不然的话讲维迎是政府派，我是市场派，维迎讲发展要靠市场，我就讲经济发展靠政府。我要有市场，但是也要有政府。

在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框架中，需要有为政府，部分原因是，即使根据要素禀赋和后发优势看到了潜在的商业机会，在进入一个产业时，很多时候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家也是无能为力的，比如相应的软硬基础设施不完善。林毅夫认为，一般企业家不愿意做这些事情，所以要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而且，政府要给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以激励，比如税收优惠等等。

张维迎的反驳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定是因为自己想品尝美味佳肴的冒险冲动，而不是因为政府和其他什么人补贴才吃螃蟹的。林毅夫完全低估了企业家的冒险精神。

不过林毅夫还是认为，年之后的世界各国的实践证明，企业家对搞基础设施没有积极性——唯一感兴趣的是移动通信，因为自然垄断并且收费很容易。他说，上世纪80年代世行最大的部门是基础设施部门，但是此后认为基础设施是市场的责任，结果年代后，发展中国家到处是基础设施瓶颈，发达国家基础设施则普遍老旧。当他年到世行的时候，世行已经没有这个部门了。

新结构经济学的“两轨六步法”可以理解为一套操作指南，帮助发展中国家根据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发现可以进入的潜在优势产业，通过推动这些产业的发展实现资源的富集，改变要素禀赋并实现结构升级。但是包括张维迎在内的一些学者认为，正是这套做法将政府置于主导者地位，为企业家和创新者制造了有形无形的障碍，妨碍了市场公平。

林毅夫看来，这是又一种误解——老说政府选择产业，不是让企业家选择，林毅夫说，在他总结的“两轨六步法”中，只有一种是政府选择的，那就是跟国防安全有关的产业，其他都是企业家主动选择，政府帮他解决他解决不了的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问题，“所以在这一点上我希望有共识，不然你老是批评我没说的事，把罪名加在我头上，我觉得我好冤枉。”

——你一直讲说不要给企业家设立障碍，我的框架里好像没有一点是给企业家障碍的，基本都是企业家主动愿意介入的。只要企业家发现进入了要继续做大做强有困难了，或者是新的企业要进入有点障碍了，政府要帮助他了。林毅夫说，你反对不让企业进入一些产业，我也反对。

林毅夫认为，张维迎把企业家精神的应用范围定义的太窄了。不是只有企业家才有企业家精神，学者有，政府官员也可以有。

尽管林毅夫同意张维迎有关企业家追求垄断利润的判断，但是他们的结论却截然不同。林毅夫认为，企业家对新产品新技术的开发有积极性，因为它有垄断保护，但是对基础科研是没兴趣的，因为基础科研的投入非常大，周期非常长，风险非常高，虽然政府做也会有95%的失败，但是如果政府不做，企业家不做，发达国家就停止了。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还有可以参照的东西。

最终，再次回到政府与市场命题时，张维迎重申了最近两年他不断阐释的观点：在市场当中，政府最重要的职责是保护个人的权利和自由，这包括基本人权、财产权和知识产权。现有的所谓市场失灵，是市场理论的失灵。

林毅夫从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出发，假设每个人都是理性的，追求自己的目标。而政府官员的目标，其一是能够继续执政或得到升迁，其二，如果能够继续执政，不受到挑战。他希望青史留名，让人家记住他是个好官——这是新结构经济学基于理性的假设。如此，问题在于如何让一个政府官员同时满足这两个目标？

林毅夫认为，如果能够为他所管辖的地区带来繁荣和社会稳定和更大的发展，老百姓会支持他。但是问题在于，官员为达此目标所采取的措施往往妨碍了目标的实现，甚至导致恶性循环——新结构经济学希望提供一个框架，政府在追求自身目标时，能够给国家给社会带来进步，此时个人利益与国家、社会和大众利益一致。即使是一个初步的框架，林毅夫希望如果官员照方抓药，成功的概率可以高一些，失败的概率小一些。

无论林毅夫和张维迎，都致力于用经济学关照中国现实。也许这是他们最大的共同点。3个小时的辩论中，两位学者不止一次地在这一问题上停留。当林毅夫建议张维迎，在运用理论时要考虑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转型国家，很多方面跟发达国家条件不一样。这时，张维迎反驳：说我在脱离中国，这样的指责我不接受。“我认为所有理论都完全地根深蒂固地来自于中国的土壤，因为我关心中国的问题。”

张维迎年出生在陕北吴堡县农村。那是在中国开始“大跃进”的后一年，贫穷是打在中国和他的家庭身上最为深刻的烙印。

张维迎比林毅夫小7岁。

出生于年的林毅夫，从小生活在台湾宜兰。尽管也有过贫苦的记忆——他曾在文章中回忆说，有时候放学回家不敢问家中何时开饭，因为很可能没得饭吃。但林毅夫亲历了台湾经济改革和起飞的过程。年祖国大陆恢复高考时，林毅夫已经在台湾拿到了企业管理的硕士学位。

此后，对于两个年轻人来说都是改变命运的一年。张维迎进入西北大学经济学系。年5月，国军连长林正义游过了冰冷的台湾海峡。他改名林毅夫，就学于北京大学。

年，张维迎西北大学经济学系本科毕业，他选择继续上研究生。同一年，林毅夫远赴美国，在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经济学专业读博士研究生，师从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W.Schultz）。年，林毅夫学成归国，成为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位从海外归国的经济学博士。这时候张维迎已经在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从事改革理论和政策研究。

林毅夫回国后，在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工作，任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农村部副部长，一直至年9月。时任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主任是被称为“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杜润生。林毅夫的学术声名最早来自于他对中国农村改革的实证研究。这些研究成果部分体现于那本《中国的奇迹》，对中国农业经济的研究，使得他两度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

几乎是同一时期，张维迎先是到牛津大学进修一年，此后又重赴英伦，年获得牛津大学博士学位。起因于对国内所有制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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