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西三条胡同旧居的卧室兼工作室“老虎尾巴”

编者按

北京是鲁迅新文学创作的起点，陈洁博士从鲁迅在北京的住所及其迁移入手，探讨鲁迅的空间经验如何参与到他的文学写作中，尤其注意到鲁迅笔下空间意象的隐喻特征与北京城市空间中的权力关系之间的内在关联，为我们深入理解鲁迅北京时期的文学与思想提供了一个新颖的视角。

论鲁迅在北京的四次迁居与文学生产

内容提要：鲁迅在北京的住所有过四次空间位移，地理位移带来精神质变，本文论述鲁迅在北京的这四次位移对他的文学生产的影响。绍兴会馆在北京的外城，鲁迅在绍兴会馆过着集体性居住的生活。购买了八道湾的住宅后，鲁迅由北京的外城搬进了内城。此后的三个居住地都是在北京城内城。社会空间的逻辑之一是隐喻性，鲁迅把对空间和位移的认识写入了文本。鲁迅在绍兴会馆时创作的《狂人日记》，塑造了一个“四千年来时时吃人”、没有年代的恶托邦。鲁迅在八道湾写出了更为成熟之作《阿Q正传》。《祝福》是回鲁镇暂寓在鲁四老爷的宅子里的“我”讲述鲁镇上的异乡人祥林嫂的故事，失地的设置加重了小说的悲剧色彩。《野草》是鲁迅对北京城市空间思考的一个高峰，首篇《秋夜》就是描写社会空间的杰作。

在鲁迅成为伟大作家的过程中，曾经历了多次空间位移，从绍兴到南京求学，赴日本留学，回国后先后在杭州、绍兴、南京、北京、厦门、广州、上海等城市工作生活。这些空间变换，对鲁迅思想、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变化起到了重要作用。[1]鲁迅在《呐喊·自序》中通过对空间转变的叙述，回忆了自己走上文学道路的历程。鲁迅在北京的住所有过四次空间位移，其中有他主动选择购买住宅，也有因兄弟失和而被迫漂泊。本文论述鲁迅在北京的这四次位移对他的文学生产的影响。

从年5月6日到年11月21日，大约七年半，鲁迅住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过着集体性居住的生活，写了《呐喊》和《热风》中的一部分作品。绍兴会馆在清代北京城的外城，民初地图上也仍标注为外城[2]。从购买自己的住宅八道湾开始，鲁迅的居住地点由北京的外城搬进了内城，此后的三个居住地都是在北京城内城[3]。清代时，政府实行旗民分住制度，满族旗人住在内城，汉族即使是官吏也居住在外城。汉官大多住在宣武门外。[4]这一空间表现出清代的政治特点，将汉人群体从京城中排出。[5]鲁迅从外城搬进内城，更接近权力中心，从而深入体验了北京的都市空间。从年11月21日到年8月2日，将近四年，鲁迅住在新街口公用库八道湾11号，写出了《阿Q正传》《鸭的喜剧》等。笔调更加成熟，多部小说以家庭居室为主要叙述空间。兄弟失和后，鲁迅搬出八道湾，从年8月2日到年5月25日，暂时搬到西四砖塔胡同61号居住，写出了《祝福》《肥皂》《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等。经历了这段时间的漂泊后，鲁迅买下并搬到阜内西三条胡同二十一号，从年5月25日到年8月26日，鲁迅居住在这里，写出了《野草》《长明灯》等。这些作品集中体现了鲁迅对北京的空间感受，隐喻性更强。鲁迅西三条的住宅是他自己选择自己设计的住宅，可以说是他参与生产出来的个人空间。

《野草》，是鲁迅对北京城市空间思考的一个高峰。《野草》对城市空间的思考能达到这样的深度，是因为鲁迅是一位有自觉的空间意识的作家。王富仁指出，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是在首先建立起新的空间观念之后，才逐渐形成自己新的时间观念的[6]。鲁迅是一个空间主义者，鲁迅更加重视的是空间而不是时间；空间主义者关心的是现实的空间环境，正视现在的空间环境，正视现在自我的生存和发展，这就是鲁迅的思想，鲁迅思想的核心[7]。空间的逻辑之一就是隐喻化[8]。鲁迅很多重要思想的表达都与空间相关。“铁屋子”的隐喻，就是一个空间的概念。孙郁把“铁屋子”的意象与绍兴会馆相联系，认为它的隐喻性包含了对旧京环境的嘲弄[9]。王富仁认为“‘铁屋子’就是中国启蒙主义知识分子所住居的空间环境，是对这个空间环境的形象性概括。”[10]以空间为隐喻表达思想，使思想具象化，可表达得更清晰，法国哲学家福柯也使用空间的隐喻这种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11]《野草》的首篇《秋夜》是一篇描写社会空间的杰作，在《野草》中起了奠定基调的重要作用[12]，甚至被视为《野草》的“序”[13]。《秋夜》里的后园本来是一个家庭空间、私密空间、休闲空间[14]。鲁迅笔下的这一个人空间，却充满了他对社会的思考，成为中国社会空间的一个隐喻。鲁迅敏锐地捕捉到了空间中复杂、矛盾、紧张的社会关系。《秋夜》所呈现出来的这个空间是在京城——国家权力和政治决策最集中的中心。所以这个空间的构成极其复杂，是当时社会生产关系的隐喻和象征。“空间是一种社会关系吗？当然是，不过它内含于财产关系（特别是土地的拥有）之中，也关联于形塑这块土地的生产力。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社会关系所生产。”[15]这个空间里有各种矛盾和抗争，这些抗争力图打破现有社会关系的再生产。

版画《秋夜》，荒烟作

《秋夜》中的大自然被拟人化为各种社会关系的隐喻。夜的天空将繁霜洒在“我的园里的野花草上”[16]。大自然的存在本是无意识的，一枝玫瑰不知道它是玫瑰[17]。鲁迅笔下的花草已不是自然的花草，而是作为社会构成的一部分而存在。各种动植物和天空其实是当时社会的喻体，文中生动地写出了它们各自的精神活动。鲁迅把这个私人空间切割了：天空、地面、树……，空间中存在的事物构成一种上、下的空间感。天空在高处，象征着掌握权力的统治者[18]。而这个空间的整体感亦十分明显，是包含中国各阶层的社会关系的一个缩影。鲁迅自己也在这种社会关系中。乡野的空间具有较多的自然属性，而都市的空间被政治化的程度更深。“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19]在惜墨如金的鲁迅笔下，在一篇短文的开头重复出现的两棵枣树，引起了学界多年的议论，并作了不同阐释。这一写法表现的是一种空间感。枣树是这个空间中的主角。“这个空间是以‘枣树’为核心展开的，……是‘枣树’，把这个空间的一切联系了起来，它们的形态和精神因有了‘枣树’的形态和精神才得到了具体地呈现。”[20]《秋夜》的画面感十分明显，因此曾有几位画家以此为题材作画。《秋夜》的视角从自己的后园，走进自己的室内。《秋夜》将这种都市空间转化成一种赋予了作者喻义的精神空间，而这一精神空间与作者认识到的社会现实相对应。亨利·列斐伏尔指出阶级的战略，试图通过整个空间来保证核心关系的再生产[21]。生产关系的再生产和某些关系的再生产通过整个的空间来实现[22]。

散文诗集《野草》隐喻性很强，以简短的篇幅讲述复杂的故事，空间描写在浓缩故事上起到了重要作用。《野草》中很多文章开篇即点出空间——《秋夜》：“在我的后园”[23]。《我的失恋》：“我的所爱在山腰”、“我的所爱在闹市”、“我的所爱在河滨”、“我的所爱在豪家”[24]。《立论》：“我梦见自己正在小学校的讲堂上预备作文”[25]。《死后》：“我梦见自己死在道路上。”[26]《墓碣文》：“我梦见自己正和墓碣对立”[27]。《颓败线的颤动》里梦中的一间在深夜中紧闭的小屋的内部[28]。

空间本是存在的实体，却常被抽象化，出现很多衍生词[29]。本文所使用的空间概念是实体空间。亨利·列斐伏尔和福柯所论空间，主要是论实体空间的社会属性，和本论文所论空间的范畴一致。“空间已经成为国家最重要的政治工具。国家利用空间以确保对地方的控制、严格的层级、总体的一致性，以及各部分的区隔。因此，它是一个行政控制下的，甚至是由警察管制的空间。空间的层级和社会阶级相互对应”[30]。鲁迅在作品中真实、具体地记叙了权力是如何通过空间运作的。

鲁迅文学中的空间具有功能性作用。年，鲁迅住在绍兴会馆时，创作了《自言自语》[31]，其中的《火的冰》《我的兄弟》在搬入西三条后，分别扩展为《死火》《风筝》。这两篇短文的扩展，都是通过加入空间建构来实现的。年，鲁迅建构起冰山冰谷的异托邦，以梦的形式重写意象——《死火》，死火是依然如珊瑚一样的火的冰。年北京冬季的雪，触动了鲁迅的内心，他将《我的兄弟》改写成《风筝》。《风筝》开篇即加入对叙述地点北京的描述，并且首尾呼应，在地点、时间上都设置为双层：北京—故乡、冬季—春季。很显然，北京的寥寥几笔风物描写，使得全篇形成了更立体的结构，其涵义也更加丰厚[32]。鲁迅笔下典型的异托邦还有S城的照相馆[33]，《失掉的好地狱》中的地狱，《这样的战士》中的无物之阵等等。《智识即罪恶》构建地狱恶托邦。《影的告别》中无地彷徨。《灯下漫笔》以厨房这个空间概念隐喻中国：“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34]“小说舞台”——国外学者早已用过这类描述空间的词汇评价鲁迅的小说，《在酒楼上》就被视作一个戏剧场景[35]。鲁迅作品集命名为《坟》《彷徨》《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也是以空间来概括。鲁迅小说中的空间意象如咸亨酒店、鲁镇、未庄等，广为流传。

鲁迅留日归国后最初在浙江工作。年8月至年3月，鲁迅的留日同学、同乡许寿裳离开杭州，到北京任代理京师译学馆历史地理教员，年正月任北京优级师范学堂教育学心理学教员。许寿裳还通过“宣统三年东西洋留学生考试”，成为前清学部七品小京官[36]。鲁迅在致许寿裳的信中，屡次表达想离开绍兴，选择更大的城市空间，并表示出对北京的向往，托许寿裳帮他谋职。[37]其原因是“闭居越中，与新颢气久不相接，未二载遽成村人，不足自悲悼耶。[38]”年，经许寿裳向教育总长蔡元培推荐，鲁迅进入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年5月南京临时政府迁到北京，教育部随之北迁。北京，亦曾为元明清的帝都。首都把一切都向自身吸纳：人口、智力、财富，这是一个决策和舆论的中心[39]。首都的空间受到权力的影响：“主权为领土确定首都，提出了政府所在地这一主要问题；规训建构起一个空间，并提出要素的等级和功能分配这一基本问题”[40]。

鲁迅到北京正值辛亥之后，新与旧并存，许多变革都发生于他最初居住的宣南绍兴会馆一带。在鲁迅描述中的北京，不同历史时期的众多思想以社会空间的形式重叠，因为中国人的保守性，改革并不将旧制度完全废止，而是在旧制度之上，添加一层新制度。

中国社会上的状态，简直是将几十世纪缩在一时：自油松片以至电灯，自独轮车以至飞机，自镖枪以至机关炮，自不许“妄谈法理”以至护法，自“食肉寝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义，自迎尸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41]

我们所面对的并不是一个，而是许多社会空间，我们所面对的是一种无限的多样性或不可胜数的社会空间，在生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没有任何空间消失。[42]社会空间的形式具有偶然性、集中性和同时性[43]。

北京的城市格局深受政治和时局的影响。打开清朝和民国的北京地图，会发现京城是一个高度社会化的空间，整个空间被严密规划。清代的京城还有很多禁区。自然本是开放的；自然的空间是没有等级的[44]。社会空间才有禁令[45]。北京的公园里虽然有山有水，但并不是大自然的山水，而是具有政治性的、被规划出来的山水异托邦。北京的城市空间，从清末到民国，经历了一个从皇城到现代城市的开放过程，很多皇家禁地被开放为公众区域，成为公园、博物馆，可供普通市民进入。这些空间便由禁地转变为可以消费的对象[46]。民国时期公园作为实体空间已对公众开放了，但是在社会思想领域，还经历了一个逐渐开放的过程。年代，教育部还禁止女学生往游艺场和公园[47]。

鲁迅在北京居住的十四年中，住在绍兴会馆的时间最长。这一时期因为是周树人成为鲁迅的重要时期，受到学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