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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范围来看，经济开放程度的提高首先导致了制造业外包形式的出现，相应的研究制造业活动的外包与技能工人就业、工资和劳动生产率之间关系的文献较多，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理论和经验证据，代表性的文献有：研究了美国的制造业外包对工资和劳动需求的影响，发现外包提升了劳动力的需求量。认为外包不仅会对就业产生影响，也会促进生产率提升，这将进一步影响就业。他们通过构建任务外包模型得出结论：外包会导致生产率提高，进而提高本土出口部门工人的工资，由于生产力的提升所导致边际劳动率的提高，也会促进企业增加就业。

GRH模型的启示在于研究外包的就业效应时应将生产率效应纳入分析范式。在GRH模型基础上，通过进一步将劳动力区分为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研究了制造业离岸外包对于就业的异质性影响。他利用丹麦数据发现离岸外包可以促进熟练劳动力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积累和工资的提升，但降低了非熟练劳动力的福利。卫瑞研究发现出口扩张是就业增加的主要驱动因素，劳动投入系数降低是抑制就业增加的主要因素，外包总体上不利于中国就业增加。其中，低技能劳动者受生产国际化的冲击最大，高技能劳动者受到的冲击可以忽略。

随着服务贸易可贸易性增强以及交易成本、制度成本的降低，服务外包在全球范围内得到蓬勃发展，外包的内容逐渐由制造环节转向了服务环节。从就业和劳动力生产率角度来看，学者们普遍认为服务外包对就业的影响因不同国家、不同行业而异。分析了材料外包和服务外包这两种不同途径的外包方式对就业市场的影响，他们认为发现外包的劳动生产率效应会因样本的选取而存在差异。跨国服务外包对制造业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是一个敏感且重要的问题。发现外包不会对就业市场造成负面冲击，其中，材料外包没有对就业市场产生实质影响，服务外包虽然造成了就业损失，但正向生产率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这部分损失。服务外包使离岸外包企业的就业率增长加快，而对工资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服务业开放对技术进步影响的实证研究

理论界中对服务业开放与技术进步之间关系研究比较多，在实证研究方面，理论界研究的数据来源往往具有多样性，有的学者进行跨国数据之间的比较，有的学者聚焦于某一特定国家进行研究。

(一)跨国层面实证研究

在跨国层面的研究中，学者们发现，服务业开放大多可以促进开放国生产率的增长。对捷克斯洛伐克的生产率进行了单独的研究，研究发现制造业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原因在于服务贸易开放程度的提高。而vorc诜和〃研究表明罗马尼亚零售服务业的外商直接投资也对本国制造业生产率的提高有明显的带动作用。以南美洲国家智利为研究对象，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FDI极大的提高了智利当地的制造业水平，也促进了制造业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带来了技术溢出效应，不仅提高了当地企业的技术水平也提高了管理水平。

近年来，国内学者在服务业开放与生产率提高之间关系的实证研究越来越多，他们主要是利用跨国面板数据进行论证。基于-年47个国家组双边服务贸易数据，测算了进口服务贸易的技术溢出强度。他们的测算结果表明，进口服务贸易的开放，有助于提升东道国生产效率的提高，这种效率的提高主要源自技术的外溢效应。另外，他们的研究还指出，进口服务贸易外溢效应的发挥并不是没有条件，一个重要的条件是控制服务偏好。通过跨国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发现，生产性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确能够带来东道国生产率的提高，与此同时，他的研究还表明，贸易自由化对东道国生产率的提高并非是均质的，而是呈现出不同的差异性。通过对全球90多个国家的服务贸易数据进行分析，得出结论认为：不同方式下服务贸易进口对东道国产生的经济效应具有差异性。

他们的测算方法使用的是LP方法，通过这个方法得出的结果显示，技术密集型的服务业贸易能够改善东道国的全要素生产率，而劳动和资本密集型的服务业贸易则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并不明显。谢慧和黄建忠的研究结果表明，放开服务业管制，将有助于提升东道国的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这个结论适用于不同的国家。华广敏运用随机前沿函数模型，探讨OECD国家中服务业开放和各国技术效率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当代国际贸易体系下，服务业开放对不同国家的技术效率的影响是不同的，处于国际贸易价值链条低端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因为服务业的开放而获得明显的技术效率改善。而与此同时，处于发展阶段的新兴国家由于其接受新技术的愿望较强，外来技术的耦合度更高，这些国家的技术效率该进比较明显。

（二）聚焦于中国的实证研究

针对中国服务业开放对技术进步影响的研究相对起步较晚，但目前来看，也积累了部分成果。樊秀峰和韩亚峰通过价值链视角对两者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他的分析结果也倾向支持服务贸易自由化，但生产性服务贸易对不同类型的制造业的技术溢出影响并不是均质的，而是具有偏向性，服务业开放更偏向于提升知识密集型制造业的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张艳等构建了一系列的指数体系，包括服务业FDI渗透率、服务贸易进口渗透率、服务业FDI地区渗透率、服务业开放指数，通过这个指数体系对服务业开放与制造业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检验，他们得出的结果与韩亚峰类似，即服务贸易自由化虽然对我国制造业的生产率有所提高，但对不同要素集中类型的制造业的影响是不同的。两位学者的理论提示中国在服务业贸易开放的时候要适当注意开放的领域和范围。

通过构建构建了生产性服务进口的多边模型，分析了生产性服务进口对一国制造业技术进步提升的作用。他们的结论认为，服务业进口并不是在任何阶段都能促进一国制造业水平的提高，而是只有当本国的制造业发展到一定水平，具备接受外国先进技术和管理理念的时候，服务业对外开放才能发挥其技术溢出效应，带动本国的制造业水平的提升。他们的研究结论具有很强的政策指导意义，服务贸易对外开放不能盲目推进，而是首先要练好自身的“内功”，然后才能更好的利用外来技术发展本国的制造业。基于非物化型知识的空间属性将线性结构的模型在空间维度扩展为具有非线性结构的模型，这个模型运用的数据是中国31个省年至年二十年的面板数据，他们的实证结果表明，服务贸易非物化型知识在首次溢出当中并没有提高服务进口地的生产效率，而是在第二次溢出当中才发挥其提升进口地以及毗邻地全要素生产率和制造业水平的作用。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开始加速融入全球价值链，在积极承接发达国家发包的同时，中国也出现了制造业跨国服务外包的现象，并以生产者服务的离岸外包为主导。以中国为样本得出了不同结论，他们认为我国在参与国际分工过程中，材料外包对生产率的提升作用要显著大于服务外包。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以及服务贸易理论主要从专业化分工、技术溢出等角度阐述了服务业开放对于技术进步的影响，同时也就服务业开放与生产率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其中即有跨国数据的比较研究，也有针对单个国家、地区或行业的研究。

此外，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实证分析也成为近年来研究的热点，国内学者结合中国数据对经典理论进行了大量实证检验，得出了较多符合中国国情的结论。总体来看，国内外现有文献丰富了服务业开放和技术进步的研究内涵,但仍存在进一步挖掘的空间，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第一，现有研究对于服务业开放的技术进步效应的研究主要从理论层面进行检验。实证研究中多把服务业开放度与生产率纳入到计量模型中，考察两者之间的关系。但专门分析服务业开放对制造业技术进步影响机制的研究较为缺乏。如今，无论是全球范围内还是中国本土地区，服务业开放力度均呈现不断深化的趋势，那么，打开服务业开放促进我国制造业技术进步机制这一“黑箱”显得十分重要。

第二，聚焦于中国的实证研究大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