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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产业结构服务化与经济增长放缓是各国普遍关心的问题。源于服务业低效率的假设，大量生产要素转移到服务业部门将使经济系统增长率趋于下降，Baumol运用非平衡增长模型首次阐述了“劳动力向服务业流动—服务业劳动力成本上升—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之间”的内在联系，这种经济连锁反应被称为服务业成本病。

中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转型关键期，—年，第二产业份额、第三产业份额、GDP增长率分别下降7.5%、增长9.7%、年均下降4.8%，在经历“去工业化”的同时现代服务业尚未完全转移到知识经济范畴。

服务业成本病是中国产业服务化转型过程中值得考虑的现实问题，也是学者们对结构转型理论研究的关键问题之一，逐渐形成了以“结构—效率—速度”为主线的逻辑分析框架。

Baumol认为服务业的自身特性导致技术应用不足是服务业生产率滞后的根本原因。计算机的应用将改变服务产品的可复制性与可传播性，将服务业生产率“完全停滞”修订为“渐进停滞”。

进入21世纪之后互联网技术的应用早已突破了最初的传播媒介与信息交换功能。在新的数据要素支撑下，5G、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科技为引领的产业数字化转型在服务业得到了充分体现，年服务业数字经济增加值占行业增加值7.8%，高于工业增加值18.%。

作为当前经济运行的基础性创新技术，不断壮大的信息技术正加速向其他行业渗透，与传统技术体系新老交替的同时重新与生产要素融合提高生产率。在以互联网技术为载体的“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服务业技术进步远落后于工业，进而技术差距带来生产率差距的服务业成本病传递前提假设是否仍然成立有待确定。

基于以上背景，互联网发展能否缓解服务业成本病?如果可以，那么缓解作用是一直存在的吗，还是互联网发展到某个阶段后才得以体现?其中的内在影响机制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的深入研究，不仅有助于明确互联网技术变革对结构转型期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

互联网技术进步对服务业的效率提升作用开始得到众多学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