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丁哲元，中国农林水利工会原副主席
阻止税费改革一刀切争取农垦利益最大化
年，国务院在安徽省进行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年底，改革方案大局已定，试点工作基本结束。正在这个时候，我从年全国农业工作会议分组讨论中，听到安徽省农垦局局长丁俊先在“诉苦”。原来，以免除面向农民的“三提五统”收费和提高农业税税率为核心内容的农村税费改革，不仅没有给农垦企业带来任何好处，反而加重了负担。我当时便清楚地意识到，这是关系农垦发展全局特别是职工切身利益的又一个重大的政策性、特殊性问题，安徽的做法一旦在全国推开，纠正起来将十分困难。于是新年伊始我就赶到安徽进行调研，撰写了题为《农林企业在农村税费改革中的困惑》的调研报告。
《报告》一针见血地指出，“农村税费改革包括双相内容。即一方面取消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即“三提五统”），另一方面适当提高农业税税率，一消一涨，总体减轻了农民负担。而对于农垦则是单相的。即在基本不改变各项缴费制度的情况下，执行新的农业税税率，只涨不消，总体加重了企业负担。”因为“改革前，农垦企业完税以后，还要向政府缴纳水利设施、城镇建设、道路交通、学校教育等多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俗称‘养’一个政府。另外，企业不得不兴办教育、卫生、公安、交通、广播电视、小城镇等社会性、公益性事业。俗称‘办’一个政府（社会）。”《报告》认为，单相税费改革，并没有解决农垦企业双重负担的根本性问题，而由于新的农业税税率高于改革前的实际税率，企业负担非降反升。虽然新的农业税税率一时无法兑现，但对农垦企业构成了潜在威胁。”
《报告》提出，农垦参加农村税费改革应当坚持“四项原则”：第一，坚持有区别的原则。鉴于农垦改革后不可能取消类似农村“三提五统”的费用支出，建议农村税费改革可以不包括农林企业，允许农林企业沿用改革前的征税办法。第二，坚持同步改革的原则。建议在推行税费改革的同时，着眼于理顺企业的利益关系，积极进行农垦管理体制、社会保障制度以及政企分开、剥离企业社会职能等项改革。第三，坚持减负的原则。建议保证农林企业改革前的既得利益不受影响。取消或酌减城市建设费、道路养护费、水利建设基金一类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并且给予相应的财政补贴。第四，坚持有利发展与调整的原则。农村税费改革应当与农林企业的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相结合，发挥税收的杠杆作用，为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增强农林经济活力创造更加宽松的环境。
《报告》得到了中央领导和安徽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年3月29日，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对《报告》作了重要批示：“农林企业有特殊性，其税收制度应随企业改革逐步加以完善，不宜简单套用农村税费改革的办法，要加强对农林企业税收政策的研究。对少数已经进行试点的企业，要注意总结经验，及时加以指导。”安徽省政府根据温家宝副总理的批示精神，在重新调研论证的基础上，由财政厅下发《关于农垦企业农业税征收问题的通知》，调低了农垦的农业税税率，维护了农垦的既得利益。下半年，我到河南省黄泛区农场调研时又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回京后，我将温家宝副总理的批示以及我们的调研报告和安徽省财政厅的文件一并转给河南省农垦局，经过他们的一番协调，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全省农垦因此一年至少节省开支多万元。
既抱西瓜也捡芝麻维权调研多点开花
农垦职工利益问题多种多样，有全国性的，也有地区性的；有长期性的，也有短期性的，不论遇到哪种问题，只要带有行业特点，且涉及职工利益，我都不遗余力地安排调研，千方百计解决问题。以下是几次影响较大的调研活动。
——借国庆东风，促进解决农垦老大难问题。年，在庆祝建国50周年前夕，中央和国务院为增加职工收入出台了一系列规定，我们预感到农垦系统可能被边缘化，于是对黑龙江、海南、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安徽、陕西、河北、广西以及福州市等11个垦区贯彻落实情况进行了调查，由我二次撰写了《政策不兑现稳定受威胁——部分垦区未能落实中发12号文和国发69号文件情况的调查》。调查显示，由于各种原因，农垦系统贯彻落实“两个文件”情况很不理想，补发退休金和提高退休金标准的垦区少之又少，即使有所行动，也远未达标，所暴露的问题依然是社保、低保、再就业等历史性、政策性问题。年12月17日,国务院副总理温家宝对《报告》作了批示:“请仲藜、耀邦、应碧阅。”11月27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批示:“请秀诗同志商有关部门研处。”11月29日,国务院副秘书长石秀诗批示:“请劳动保障部商财政部、农业部研究提出意见。”民政部部长多吉才让也作了批示。《工人日报》内参和《中国农垦》杂志刊登了该《报告》。
——为解决皖南茶区经济危困问题鼓实劲。年5月，我陪韩义敏主席在安徽5个茶场调研时发现，企业负债滚动攀升，社会负担有增无减；税务负担重而不公，导致不能平等参与市场竞争。另外，生产成本大幅度上升，茶叶价格长期徘徊，企业无力走出困境；资金严重短缺，企业无法控制生产经营的主动权；外贸体制不顺，捆住了企业进军市场的手脚。为此，由我撰写了题为《皖南国有茶场的困难亟待解决》的调研报告。《报告》建议，进一步加强对茶叶产销的宏观指导；改革茶叶外贸管理体制，允许企业经营茶叶出口；研究制定新的茶叶税收征管政策，适当减轻茶场税务负担；加大投入，缓解资金压力，扶持企业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改造；在茶叶企业设立管理区，彻底解决企业办社会问题；加强茶场社区治安管理，保护企业和职工利益不受侵害。年6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对《报告》作了重要批示：“春云同志：此件反映的问题是否有普遍性？如存在的话，建议有关部门研究如何帮助国有农场（林场）走出困境。”年6月5日，国务院副总理姜春云批示：“济民同志：报告反映的问题值得重视，请按锦涛同志的批示，就国有茶场问题进行专门研究，采取必要的措施，包括内部改革、外部扶持，加以解决。”在中央领导的重视下，安徽省农垦局提出了一揽子解决方案，在此基础上，安徽省政府办公厅下发《关于省国营茶场当前有关问题的批复》，就放宽企业出口限制、增加专项资金补助，以及组建茶叶公司等问题作出了明确答复。
——为广东省库区移民和强占农垦土地问题讨说法。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粤西地区为了修建两座大型水库将3万多移民安置在10多个新建和扩建农场。长期以来，由于农垦体制扭曲加重了这些企业的双重负担，农场解决移民问题力不从心，加之安置移民和落实移民政策的简单化使得移民问题复杂化，移民农场极度贫困和不稳定。年，我曾撰写报告向中央和有关方面反映这个问题，国务委员陈俊生同志在报告上批示：“成果同志，农林工会的调查报告很好，请研究解决办法。这个问题是带有全国性的，长期不抓会酿成大患。”广东省委书记谢非也责成有关方面解决这个问题。但相关工作进展缓慢，成效不大。年我再次到湛江、茂名地区的7个移民农场调研，撰写了《稳定的隐患致富的羁绊——粤西地区水库移民及移民农场特殊困难问题的调查》。年7月12日，广东省委书记李长春对报告作了批示：“农垦的体制问题要抓紧研究，在此基础上再研究社保问题。”当地政府在跟进调查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了一些移民利益补尝机制，移民问题有所缓解。
4年3月至5月，我和农业部农垦局林建明副处长共同调查农垦土地确权情况。调查发现，广东垦区土地被抢占的情况特别严重。当时垦区已有近10%的土地被强占，其中粤西垦区土地由80年代初期的.5万亩减少到3年的.4万亩，被占率高达30%。尽管早在年2月就下发了《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土资源部、农业部关于依法保护国有农场土地合法权益意见的通知》，但并未阻止强占农垦土地的事件发生。而且出现了强占土地面积扩大，由局部蚕食发展到一次强占几十亩、数百亩，以及强占土地权贵化、组织程度提高和对抗性加剧等特点。我在《农垦土地确权情况调查》中列举了大量事实，有的触目惊心、令人发指。4年6月23日、24日，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回良玉分别圈阅了该报告。广东省省长黄华华对报告作了批示；副省长德立副批示：“请省国土厅会同省农垦部门研究解决国有农场土地确权发证工作中存在的问题，要设法加快工作进度，对于此调查中提及侵占国有农场土地的单位和事件，应看有关市调查提出处理意见，依法妥处。”此后，强占农垦土地的势头得到了一定遏制。
——为优化农垦管理体制改革释放正能量。农垦体制扭曲是加重企业双重负担、阻碍垦区发展的根本性原因，与职工利益密切相关。河北省从3年下半年开始，实行了撤场建区、属地管理，在原农场建立一级财政并行使部分政府职能的农垦管理体制改革，总体看是有效的、成功的。但是，农垦企业办社会等政策性、社会性负担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一些财政税收关系尚待理顺。我到南大港、中捷、汉沽等农场调研后撰写了《关于河北省农垦体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情况反映和意见建议》。建议提高税收留成比例，改变管理区财政入不敷出的状况，保留和完善所得税全征全返政策以及执行农村税费改革的相关政策，以巩固农垦体制改革的成果。4年7月8日，河北省常务副省长郭庚茂对报告作了批示：“请发改委、财政厅、编办、农业厅联合组织一次调研，并对需要完善的问题提出意见。”省长季允石、副省长宋恩华也对报告作了批示。此后，河北省发改委、财政厅、编办、农业厅等单位联合召集7个有关农场场长在北戴河开会，共同研究《报告》提出的问题。后来，我们的意见全部得到采纳。为了促进河北省农垦管理体制改革均衡发展，我先后在5年和6年到坝上地区调研，撰写了《农垦的体制性障碍何时能根除——关于河北省坝上农垦若干政策性问题的调查》和《过渡应有期好事做到底》（对承德市御道口牧场的调查）等2篇调研报告。6年11月，河北省委书记白克明，副省长郭庚茂、宋恩华等均对御道口牧场建立管理区的报告作了批示。省农业厅副厅长朱立杰在对坝上农垦政策性问题的报告批示中要求，“把报告所提意见纳入全省深化农垦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中。按时反馈工作进展情况。”那次，陪同我调研的正是朱立杰副厅长，她很赞同我的观点，由此才做出这样有分量的批示。
6年5月8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常务会议通过《推进农村牧区综合改革重点工作的方案》，提出要抓紧国有农牧场体制改革的调查研究工作。自治区政府有关领导说：“要逐步将国有农牧场下放到旗县，与当地经济融为一体”，并要求尽快操作。消息一出，垦区人心不定、怨声载道。海拉尔农垦局党委书记范红旗和大兴安岭农垦局党委书记崔运来专程来北京，向我们反映这个十万火急的问题。那天，我正要去浙江德清参加中国农林水利工会一届十次常委会，加之对农场下放一类的问题比较清楚，因此只简单地听了他们的汇报。由于材料充足、早有思考，我利用开常委会的两天时间，就基本完成了题为《农垦体制改革须慎重》的调研报告。《报告》旗帜鲜明地指出：把农牧场下放到旗县管理，是对农垦集团化改革的倒退；是对农业先进生产力的损害；是对我国《公司法》的违反；是对职工利益和社会稳定的冲击；是对历史教训的重演。《报告》有理有据、事实充分。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农业部部长杜青林均对报告作了批示。6年7月17日，农业部副部长张宝文在批示中建议，“请农林水工会将此报告转呈内蒙古政府主管领导参阅。”他本人也到自治区政府协调此事。不久，自治区政府以内部文件形式明确表示：农场不下放，农垦管理体制不变。事成之后，海、大两局党委书记专程来京致谢，范红旗兴奋地说：“这件事连新华社记者反映都没起作用，是农林工会帮我们解决了大问题。否则，我们去天安门静坐的心都有。”
也许是感情因素起作用，我接受不了将农场简单下放的做法。3年，海南盛传农垦“一放就放到底”、“规模小、条件差的农场要依法转让、拍卖，进行整体改造”。我撰写了《农垦改革还请多听农垦人的意见——海南农垦职工对体制改革主流思想的调查》，为保住海南省农垦垂直领导体制尽了绵薄之力。退休以后，9年，针对已经建立了集团公司的云南垦区将面临农场下放的问题，我撰写了题为《农垦改革岂能开倒车》的调研报告，由于各种原因，《报告》没能出现在省政府领导曾层的办公桌上。至今，云南农垦体制改革仍遭到各方面的质疑和诟病。年5月，为了总结宣传安徽农垦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我考察了3个具有不同代表性的农场，撰写了有关农垦的最后一篇调研报告，题目是《主动融入社会是农垦生存发展的必由之路——探析安徽农垦企业融入社会的三种形态》。《中国农垦》、《市县领导月刊》等杂志发表了该报告。
法宝是调查研究作为在产业工会
我对调查研究的认识经历了由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刚来机关时，全总要求干部每年不低于三分之一时间下基层，我们虽然形式上做到了，但工作并没有抓到点子上。年至年，我在农业处工作的4年中，只在年写了１篇经验性的调研报告——《职工家庭农场日趋巩固工会工作开始实现新转变取得新经验——关于家庭农场及其工会工作的调查》，其余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筹备会议、起草文件讲话方面，有时一年光农业处就召开４、５个会，大家一年到头忙得团团转，可冷静一想，许多做过的事却意义不大、可有可无。年1月，王一凡同志任中国农林工会主席，他极力提倡建立调研型、指导型的工作模式，摈弃会议型、活动型的工作模式。上任头一年，他就果断将已经筹备就绪的两个全国性会议叫停。他认为，与其召开大呼隆式的会议，不如苦练内功、多搞调研，在维权和参政议政方面真正取得发言权。年，国家林业局产业司副司长李茂同志接任中国农林工会主席，他有丰富的基层工作和行政工作经验，深知工会在企业和党政心目中的尴尬地位，认定了“贴近经济、贴近改革、贴近企业、贴近职工”的工作方针，延续了狠抓调研、政策维权的工作路数。年初，我结束历时3年的办公室工作，重返农业处并主持工作。我把解决本产业职工切身利益的全局性、政策性、特殊性问题作为工作的主攻方向，将它们分解成若干个调研课题，再以这些课题为主线，贯穿于全年的各项工作，把出差、开会都捆绑到调研课题上，以调研的社会效果评价全处以及每个人的工作。大家在实践中纷纷尝到了甜头，多出成果、出好成果逐渐成为每个人的自觉行动。以调研为主、活动为辅的工作格局基本确立。此后，韩义敏同志和王萍同志在主持中国农林工会工作期间，逐渐把调查研究打造成为机关的“拳头产品”和“牛鼻子工程”。我跟王萍同志退休之前，从中国农林水利工会机关年至6年撰写的近篇调研报告中，选编了3卷名为《调研·实践·成果》的调研报告集，我以《法宝是调查研究》为题，以王萍同志名义为第一卷撰写《序》。文章总结了我对调查研究以及产业工会工作的粗浅认识。
调查研究帮我找到了做好产业工会工作的感觉。坦率地说，中央级产业工会到底应当抓什么？怎么抓？曾长期让我困惑，越是接近退休，才越看得清楚了。6年，全总机关春节团拜会请各部门写对联助兴，我为农林水利工会写了一幅对联，上联是“贴近企业贴近职工抓调研工作有滋有味”，下联是“为了和谐为了发展解难事成就可圈可点”，横批是“工会有为才有位”。根据我的实践和体会，调查研究对于中央级产业工会的意义至少有以下三点：
第一，通过调研推动解决本行业职工的特殊利益问题，体现产业工会的性质任务和存在价值。
同世间万物一样，职工利益具有一般性和特殊性、共性和个性之分，通过特殊的、个别的利益来体现。职工利益的二重性决定了总工会（地方工会）和产业工会存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也决定了它们在性质、功能以及工作内容、工作方法上的差异性。维护本产业职工的特殊利益是产业工会产生和存在的根本原因，是产业工会的基本职责和性质使然。各级总工会则是维护职工的共性和一般性利益。因此，我安排工作的信条是，地方工会抓的我不一定抓，地方工会不抓的我一定抓。譬如，职工户口“农转非”、社会保障入另册、土地被强占、赈灾救济无渠道、农村税费改革加重企业负担等农垦的特殊性问题，地方工会是不管的，而农林工会责无旁贷必须抓，否则农垦职工的特殊性利益就会被侵害。但我们只有十来个人、七八条枪，工作只好有得有失、有所为有所不为，凡是地方工会在抓的工作我们一般都“退出”。即使抓，也要抓那些具有农垦特点的经验和做法，决不泛泛去抓。我撰写的《给钱给物不如选个好干部——黑龙江垦区民主选举生产队长的调查》、《黑龙江垦区坚持职工代表大会民主评议企业领导干部的情况报告》、《制定小宪法建设共同体——上海五四农场建立全心全意依靠职工办企业运行机制的调查》，都是根据农垦特殊的组织形式和生产方式，总结了极具产业特色的民主管理工作经验。另外还撰写了《为共同致富插上腾飞的翅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发展股份制职工自营经济的调查》、《减人增效再就业自营经济建奇功——黑龙江九三垦区职工自营经济产业化的调查》、《职工自营经济的新趋势——宁夏农垦职工自营经济状况的调查》等具有浓厚产业特色的群众经济工作经验的调研报告，得到了许多领导同志的批示，多次在业内刊物上发表。这些对于地方工会鞭长莫及的工作，我们干起来却得心应手、顺理成章，深受基层欢迎。相反，产业工会若总是跟着地方工会抓同样的工作，不仅是重复劳动、资源浪费，而且注定干不过地方工会，迟早会被边缘化。
作者（前左一）在西双版纳橄榄坝农场考察职工自营经济工作时，在蝴蝶养殖专业户了解经营情况。前右二为中国农林工会主席韩义敏，前左二为云南省农垦工会主席孔令国。（摄于年）
第二，调查研究是产业工会提高参政议政能力，取得政府支持的根本途径。
职工特殊利益问题全都是政策性很强的问题，而工会不是政策的制定者，只能依靠高质量的建言献策，影响和推动政策的制定。在这个意义上，产业工会维权就是对调研能力和《报告》质量的直接考验。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的10多年间，除了农垦方面解决社保问题的15号文件、解决户口“农转非”进而解决低保问题的2号文件，是在我们的调研报告“通天”后破茧而出之外，林业方面涉及亿元天保工程期的债务问题、投入50亿元修建国有林场基础设施问题、50万林业混岗职工的保障和再就业问题、增加天保工程一次性安置职工的数量、由只接续其养老保险变为全部建立5项基本保险问题；水利方面增加水文站建设、改善水文职工工作和生活条件问题、长江中下游地区水利职工遭受血吸虫病危害等问题一一得到解决，无一不是我们的调研报告得到中央有关领导批示的结果。
作者（前左）陪同农业系统的全国劳动模范做客农业部，杜青林部长（前右）在机关办公大楼迎接。（摄于4年国庆节前夕）
正是由于我们的调研报告屡屡解决问题，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才对工会刮目相看。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和陈俊生办公室就曾致电我会，希望我们将反映农垦问题的报告呈送他们。国家林业局副局长李育才在一个批示中指出，“农林水利工会对我们的帮助很大，中央机关象这样支持我们工作的并不多，我们一定要珍惜这种关系，进一步加强与农林水利工会的合作”；水利部副部长敬正书说：“农林水利工会的事也是我们的事，要全力以赴支持他们的工作。”水利系统一年一度的工会主席联席会议，水利部都派副部级领导参加并讲话；农业部副部长张宝文多次在全国农垦厅局长会议上称赞我会的调研工作；他亲自点名要农林水利工会派人参加国务院农垦改革专题工作组，希望我们多为农垦说话；在黑龙江调研时，他风趣地对农垦同志说：“你们可以找农林工会呀，他们帮助农垦解决了很多问题。”过去，我们与国务院有些对口部门的合作若即若离、一头冷一头热，后来发生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我们与水利部、国家林业局、中国气象局、农业部农垦局和农业部渔业局分别建立了联席会议制度。对方越来越看中我们这个渠道。由于他们的各个局（处）竞相把自己棘手的问题放进联合调研的大盘子，每次联席会议耗时最长的就是协调调研课题。正因为如此，双方合作的基础不断巩固，质量不断提高。工会的桥梁纽带作用和社会民主渠道地位得到了充分体现。
由于我们的调研报告冠以“中国”字头，所以地方党政领导是很重视的，所反映的问题很多都得到了解决。我主持或亲自撰写的调研报告中，反映广西垦区社保标准过低、宁夏八浪湖农场贫困化严重、内蒙古恩河及室韦农场卖粮款遭拖欠、安徽华阳河农场救灾资金短缺、广东及江苏农垦没有做到应保尽保等诸多问题，均是在有关省、自治区党政领导的重视下圆满解决的。例如，4年9月我撰写了《关于河北省农业厅农垦事业处更名为问题的意见和建议》，河北省省长季允石、常务副省长郭庚茂作了批示后，政府分管领导不久便召开现场办公会议，当场拍板。10月20日，省编办即发文，同意将农垦事业处更名为河北省农垦局（正处级）。孙荣弟局长常说：“我这个‘局长’是农林水利工会帮助给的。”
6年3月，作者在黑龙江省就“监企分开”改革进行调研。图为作者（左）在某监狱生产现场了解干警以及服刑人员的工作生活情况。（摄于6年）
第三，调查研究是产业工会转变作风、树立形象、增强凝聚力的重要举措。
多年来，农林水利工会形成了“两个凡是”的不成文规矩，即不论是谁，凡是出差都要带调研任务；凡是调研都要出调研成果。我很少参加基层的表彰、授牌、汇演、运动会一类的活动，偶尔参加也是在调研当中穿插进行，完全作为捎带或陪衬。业务部门的同志都主动往困难多、问题多、经济落后的地方跑，把为基层办实事、办好事当作最大的追求。办公室的同志虽然出差机会少，但我们设法帮助他们接触基层、反映问题，也经常有调研成果进账。久而久之，机关形成了比勤奋、比成果、比实绩的好风气，人人自我加压，个个不甘落后。到了5年和6年，机关每年都能发出六、七十篇调研报告。辩证法认为，有数量才能有质量，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调研报告多了，质量才有保证。全总副主席周玉清曾多次为我们“说情”。他主张，在全总一年一度的优秀调研成果评选中，像农林水利工会这样撰写调研报告多、解决实际问题也多的单位，应当多给一些名额，否则是不公平的。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道、成事之基，它不仅能为基层说话办事，更是提高机关的领导水平，增强工作针对性、指导性的利器，是工会领导机关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不二选择。多年来，我们尽量控制少开会，一旦开会、办班都带上调研任务，会前给基层布置作业，会后出调研报告，千方百计把会开实、开出效果，让各方面都感到不虚此行，愿意再来参加我们的会议。从年至4年，我们每两年与农业部农垦局联合召开一次职工自营经济会议，5次会议5个主题，我现在还记忆犹新，因为每个主题的确定都经过了大量调查研究，很有现实性、前瞻性和指导性。我深有感受的是，每每在调研之后开会，讲话就有底气、有说服力，不用唸稿，不讲外行话，不讲废话，别人爱听。没有调查研究，无话可讲的会议我宁可不开。另外，我的会议讲话或发言稿几乎都亲自完成，尽量把调研成果运用到讲话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告诉我，机关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离开调查研究，就会变成聋子、瞎子，不敢说话、不敢走路，或者只会嚼别人吃过的馍，索然无味。
调查研究不仅锻炼了干部队伍、转变了机关作风，而且树立了工会的良好形象。调研报告就像一张张名片让外界了解我们。3年上半年闹“非典”，不能出差，我关起门来很下工夫地撰写了《对农业工人收入增长缓慢问题的理解》一文。民政部部长李学举评价该报告称：“这是我至今看到的一份有情况、有分析、有建议，较全面反映农垦职工现状的材料。关心这部分特殊人群生活，解决保障其基本生活，是我部的责任。如有必要，可与农林水利工会全国委员会沟通情况，研究解决实际问题。”中国农林水利工会一度在行业内有口皆碑，许多单位愿意承担一切费用请我们去他们那里调研，帮助解决问题；国家林业局曾经每年拨10万元用于报销农林工会的相关差旅费；有的以省政府名义把感谢信寄到了全总；有的送来了锦旗；有的甚至送现金表达谢意，被我们一一谢绝了。我在农垦系统结交了许多党政领导朋友，至今还经常互致问候、一见如初。
退休以后，我有幸在全总集体合同部工作了4年多，两相对比，还是觉得产业工会更容易接到地气，更能够有所作为。当然，产业工会与总工会以及不同产业工会之间，他们工作的性质、任务、对象、重点均不相同，因此不能用一个模式规范或者衡量他们的工作。我始终认为，建立什么样的工作模式也许是见仁见智、各有千秋，也许未必重要，而重要的是，如何在短暂的工作年龄段，在工会这条社会“辅路”上多做一点有用的事，以致对自己、对社会、对事业问心无愧、无怨无悔。冷静想起来，我在工会工作的20年，很多精力并没有用在刀刃上，做了不少形式主义的事情，留下了太多遗憾；唯一能够让我欣慰的是扎扎实实搞调研，撰写了80多篇调研报告，其中20多篇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批示。虽然不是每一篇都产生了预期的社会效果，却也解决了一批不大不小的问题，我为之感到充实、快乐和满足。在此，我要由衷地向支持过我的农垦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向曾经朝夕相处、共同打拼的工作伙伴说一声：谢谢！因为如果没有你们的支持，我将一事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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