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融危机时期，中国城市发展面临诸多挑战：

工业化提速与产业转型升级人口、资源红利结束与产业竞争加剧快速城市化与城市资源承载力不足经济规模扩大与空间布局滞后经济增长动力过度倚重投资而又需要防范经济泡沫等诸多矛盾集中凸显既要借鉴发达国家城市发展在类似阶段所发生泡沫经济事件的应对策略与经验教训，更要通过预见性地判断，防范城市发展的非理性繁荣，推动城市可持续发展。经济增长中的产业结构变化

经济增长包含六大关联因素：

总产量和人口的增加

生产效率的增长率

经济结构从农业生产上占主导地位向制造业和服务业占主导地位的改变

社会结构和思维方式的转变

讯和运输技术改变引起的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

世界经济中的分化迹象等方面

由于不同产业的主导因素、生产力布局、生产方式等差异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效率不同，因此产业结构转化推动经济发展阶段从低向高迈进。

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本身就是经济增长过程，收入分配差距呈“倒U型”变化趋势。工业化进程结束意味着大规模投资、要素驱动时代结束，经济增速显著放缓。

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各产业部门间平衡关系不同。

工业化加速期，城市化运动、基础设施大规模兴建，原材料初级产品和中间产品需求大增；伴随服务经济的来临，许多制造业中上游环节快速萎缩，大量新兴服务业部门涌现。

产业结构变化——经济增长——经济泡沫的循环在长周期中会反复演变。几乎任何经济发展阶段，都会产生泡沫经济，近几十年来金融危机、经济危机爆发的频率则呈加快趋势。

发展中国家应当防范年代的“拉美陷阱”，即当人均GDP处于—美元时，极易出现农业人口过度向大城市第三产业部门集中而导致的过度城市化、贫富差距悬殊，及经济增长、产业转型、城乡发展等领域矛盾的交织与叠加，不利于国民经济健康发展。

“虚拟经济”是否存在发展上限？

虚拟经济主要特征是货币所有者可以在完全脱离生产环节的情况下通过金融交易活动而获利。虚拟经济是人类经济高度发展的重要标志，但过度发展就会出现金融泡沫，有损实体经济可持续发展。

衡量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比例关系，各国通常用经济金融化率（即金融资产总量/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FIR）、证券化率（各类金融证券总市值与GDP总量的比值）、货币化比率(麦金农提出的指标，即M2/GDP的比率)等来测算。

世界经济发展中，经济金融化率等指标存在逐渐升高的长期趋势，但某一时点当经济金融化率过高就会导致程度不等的经济泡沫；而据长期规律，经济金融化率又会存在一个无形的“天花板”，当该比率超越了这个界限就会导致潜在的金融危机。

根据有关测算，年代初，主要发达国家的经济金融化率曾达到3.26—3.62之间，年代后期随着互联网经济泡沫的破裂而有所下降；但到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前，该比率又达历史新高。

从各国金融发展次序看，以银行信贷为代表的间接融资在先，以证券市场为代表的直接融资在后。

证券市场的发展使得金融日益呈现“脱媒化”倾向，从而导致虚拟泡沫滋长。美国次贷危机真实地记录了因资产证券化等金融创新工具被滥用的过程，由于房地产与金融产品设计被紧密捆绑，最后连内在价值极低的垃圾债券也被包装成为富丽堂皇的金融产品，当房价不堪重负而走低时，就出现泡沫过度膨胀破裂的惨剧，实体经济也受到严重拖累。因此，政府必须通过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避免自由化金融市场的无序发展。

经济泡沫破裂对城市产业结构与空间的影响

经济泡沫从膨胀到破裂都会引起产业结构变化，进而对城市空间布局产生连锁反应。

经济泡沫期，房价、地价、商务成本等的集聚上升导致制造业、传统服务业部门及大量人口外迁。市区保留下来的是“竞租能力”更高的现代服务业部门。泡沫破灭后，变化最突出的是繁荣期过热的产业部门（通常是房地产业、金融业等）从过度膨胀急剧萎缩，国民经济快速向实体经济回归。

正如年代的日本，制造业发展经历黄金时期后，财富快速积累，大量资金集结于房地产、零售业、股票市场等领域。土地交易量、房屋交易量等集聚增加，地价激增，当时东京23个区的地价堪买全美国土，银行通过土地担保大肆放贷，客观上助长了泡沫的生长。

“广场协议”后，政府踩刹车式地推出紧缩性货币政策，股市、房市泡沫几乎瞬间崩溃，金融业遭受沉重打击，经济陷入漫长低迷期。民间建筑投资、尤其是住宅建设投资等相关产业部门一蹶不振，建筑业一度成为制约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而政府服务和居民非营利服务、电力煤气供应等公共服务业、批发零售业的比重有所上升。

金融危机后欧美发达国家对既有产业政策及结构进行反思，希望经济回归实体，不约而同提出了“再工业化”、“工业4.0”等战略，以应对服务经济时代经济增速下降、就业增长乏力等瓶颈问题。

奥巴马曾宣布：“卡特彼勒公司正在把工作机会从日本迁回美国；福特正在把就业机会从墨西哥转回美国；年开始，苹果也将在美国本土重新开始生产Mac电脑。”制造业回归将为全球城市扩大就业注入了新的活力，并且达到促进就业结构优化的效果。

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等全球城市针对城市出现的就业低迷、环境污染、资源过载、交通低效、空间无序等现实问题，推出了面向新时期的中长期规划，掀起新一轮城市规划热潮。

年，伦敦大都市政府发布大伦敦《远景规划：全球最伟大城市》，对后奥运时期伦敦大都市发展进行规划，并提出主要实施路径。

年，针对城市空间布局及城市治理等方面问题，法国总统萨科齐提出振兴巴黎的《大巴黎规划》，拟通过重组交通，打造可持续发展、国际竞争力强、具有创造性、绿色环保、消除郊区概念的“全球城市”。

城市产业升级需力避泡沫经济

近些年来，中国大城市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的黄金时期，产业规模快速扩张、产业结构有所升级，但发展的驱动结构存在很大问题。

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呈现“一强两弱”的格局，投资拉动占主导，出口拉动则随金融危机的爆发而快速下降，消费始终难以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特别是“4万亿”计划之后，货币发行量持续快速增长，基础设施及各产业部门投资持续旺盛。这种动力格局下的产业发展需谨慎预防泡沫经济的产生，避免重蹈发达国家经济冒进覆辙。

根据波特经济发展阶段理论，国家或城市发展大体会经历资源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财富驱动四个阶段，其中创新驱动在值得提倡的发展阶段。

我国大多数城市仍处于投资驱动的粗放型发展阶段，甚至于还有部分资源型城市仍停留在资源驱动的早期阶段。随着自然环境硬约束的快速显现，人口红利的逐渐丧失，出口拉动短期内难以快速恢复，因此依靠合理的投资拉动仍是我国大部分大中城市发展的重要驱动力。

不过各地经济发展现状显示，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导致了房地产市场的过度开发，及商品房市场的量价齐升，已经形成了巨大的资本泡沫。许多实业领域的资本转向房地产及其他大宗商品市场、股票市场进行投机交易，以博取远高于实业投资带来的稳定回报率，这与日本在年代经历的泡沫经济状况很大相似。

因此，我国大中小城市应根据城市规模和资源禀赋特征，积极借鉴国外相关城市经验教训，谋划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重点防范投资拉动畸形结构带来潜在泡沫风险。

对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特大城市，已步入从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阶段，金融市场体系建设居全国领先，需注重防范经济发展的过度虚拟化、证券化、房地产化，引导社会资本向社会消费、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领域投放。

同时，发挥创新资源相对集中的优势，探索以创新投入取代资本等要素投入而成为城市经济增长主导因素。

而中小城市正处于产业转型、城市化提速、基础设施建设大拆大建等复合背景之中，其大规模建设可能在一定时期内持续推进，既要充分借鉴发达国家城市工业化加速期的产业结构调整经验，避免房地产及建筑业部门过度发展及“鬼城”败局。

积极引导社会资金向战略性新兴产业及现代服务业投资，打造有助于产业效率与竞争力提升、资源环境消耗下降的产业格局；也要通过城市空间的合理布局，引导产业、人口的有序导入，避免“摊大饼式”布局的再现，从而促进土地、水等城市资源的集约、合理开发利用。

原文来自：

作者：闫彦明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经济学博士，金融学博士后，硕士生导师

新疆新土地城乡规划设计院信息中心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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