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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东垣是金元四大家之一，补土派的创始人。他精研古典医籍结合自己多年的临床经验，总结出比较完整的中医脾胃学说理法方药体系，成为中医脾胃学说的集大成者。在其用药体系中的一个重大的特色就是很多方剂中都配以具有升散特性的药物来治疗各种疾病。如我们熟悉的补中益气汤、升阳散火汤、清胃散、普济消毒饮等方剂中都配以具有升散特性的药物如升麻、柴胡、羌活、防风、藁本、葛根、川芎、独活等。东垣称这些药物为风药，配伍在诸方剂中以助生长、升发之用。笔者仔细研读了东垣的主要著作并对东垣善用风药作了如下探讨。风药的概念我们这里所指的风药，是在李东垣学术思想和用药理论指导下，使用的一类具有升发、疏散特性的药物，如：升麻、柴胡、羌活、防风、藁本、葛根、川芎、独活、白芷、荆芥等。这类药物大多性温或平：味辛、苦或甘；归经：足阳明胃经，足太阳膀胱经，手太阴肺经和足厥阴肝经，而发挥祛风、解热、升散、止痛等功效。是东垣继承其师张元素关于药物气味的理论发展而来的。张氏注重药物的气味厚薄，升降浮沉的异同及其辨证关系，制定了药类法象及拣择制度、修合之法，并结合五行之说，将常用药品分为五类

［1］。如：风升生；热浮长；湿化成；燥降收；寒沉藏。其中风升生一类就是东垣风药应用的理论渊源。此处所指风药并非我们一般所认为的仅具有发散解表功效的药物。东垣重视脾胃升发以滋养元气，他说：“元气之充足皆由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故在治疗内伤脾胃病和其他杂病时，制方遣药注重配伍风药以助生长、升发之用。如“羌活……手足太阳风药也。”“藁本……此太阳经风药也。”“柴胡引清气行少阳之气上升；升麻引胃气上腾，而复其本位。”“诸风药升发阳气，以滋肝胆之用，是令阳气生，上出于阴分。末用辛甘温药接其升药，使大发散于阳分而令走九窍也。”等。以风药天然具有的升发、向上、向外之特性，经配伍组方达到升阳、胜湿、散火、疏肝、引经等作用，而实现祛除病邪、消除病因、纠正机体阴阳偏胜偏衰，恢复脏腑功能协调的目的。常用风药介绍《内外伤辨惑论》载46方，《脾胃论》［2］载64方，《兰室秘藏》［2］载方，除去重复，三书共载自制方首，共用药味。表1为风药使用频率最高的十味药统计表。表1李东垣方剂中常用风药使用频率统计表药物名称使用次数使用频率升麻.31%柴胡.69%羌活.48%防风.94%藁本.11%葛根.88%川芎.57%独活.02%白芷.86%荆芥.09%由表1可见，风燥升阳药的使用是李东垣治疗疾病的特点之一。全书升麻、柴胡、羌活、防风等用得较多。李氏最善用升麻、柴胡。这是因为升麻是足阳明胃经之引经药，可升发脾胃之清阳；柴胡为足少阳胆经之引经药，可升发少阳春升之气，而胆气之能否升发，对脾胃升降机能之影响甚大。李氏说：“胆者，少阳春升之气，春气升则万化安，故胆气春升，则余脏从之；胆气不升，则飧泄、肠癖不一而起。”故此，“胃中清气在下，必加升麻、柴胡以引之”。此即东垣喜用升麻、柴胡升阳之理。柴胡苦平微寒，能伍气药治经络之气，可同血药调脏腑之血。东垣临证时善用柴胡。认为“柴胡，除虚劳、寒热，解肌热，去早晨潮热，此少阳厥阴行经药也。妇人产前、产后须用之药。善除本经头疼；若本经病，非他药能止也。治心下痞，胸胁疼，神药也。”即在表疏风散热，在上祛风止痛，和解少阳，治疗外感；发越郁火，用于内伤。风能胜湿，外湿内湿皆宜；和血调经，血热血滞可医。升发胆气，为升阳之法，每与益气之药同施；升举阴精，有益阴之助，须同滋阴之味为伍。能疏泄肝木，为肝郁所不舍；可消坚散结，为疡医所选用。引经报使，能入少阳厥阴。升麻苦平微寒，轻浮上行，李东垣认为：“升麻，此足阳明胃、足太阴脾经行经药也。若补脾胃，非此药为引用，行其本经，不能补此二经。”即升麻能升散解表而治阳明头痛及肌表风邪，更长于升举清阳之气。李东垣在治疗脾胃升降失调各类疾病中广泛应用本药，是由脾胃为升降枢纽理论决定的。李东垣认为谷气上升，脾气升发，元气才能充沛，阴火才能潜降，因此就喜用升麻、柴胡等。东垣擅用升麻，取其升阳泻火、止泻、摄血、通窍。取其发散，在表以疏风散热，在里以发散郁火，而且又能疏泄肝气，祛风胜湿。反佐、引经的应用亦无一不得心应手。东垣习用羌活。羌活味辛苦、性温，入足太阳膀胱兼入肝肾，取其祛风胜湿，助阳通经。羌活味薄气清，功专上升，有助阳发表之功。凡脾胃虚弱，清阳下陷，又风湿之邪侵入足太阳经，游行于头身而发病，均在所必用。独活用得较少，且多与羌活为伍，虽然也可以祛风湿之邪，但气浊下行，入足少阴肾经，故以治下焦伏风留湿为主。如升阳益胃汤配用独活以治湿邪留滞；羌活胜湿汤配用独活以祛除足太阴经之伏风留湿；除风湿羌活汤配用独活以治留于下焦之湿滞；升阳散火汤配用独活以治火郁于内等均是。独活与羌活、升麻、柴胡为伍，有上有下，相须为用，助阳上升与祛风胜湿之力更强。防风味甘、微温，入足太阳膀胱兼入脾胃及肝经，能散风除湿，助阳引经，东垣临证赏用。诸虚不足，易受风邪侵袭而为病，防风与补气养血药、温中健脾药相配用，一则诸虚不足，多兼风邪，风药之用，意在祛风散邪，一以风药与养血药同用，则祛风不致太过，养血不致呆滞，寓补中有散之意。防风“具有辛润和风之能”。防风不比它药之燥性可畏，既可治外风，又能治内风。外则入太阳经祛散风邪，内则入脾胃以消除湿阻气滞。肝郁所致的腹中胀气，肝旺脾弱所致的腹痛泄泻，亦可取效。东垣说：“若补脾胃，非此引用不能行。”所以常用以引经，且用以助阳。如升阳除湿防风汤、升阳散火汤等皆是。然而对肝血虚所致的腹中急缩，非风邪所致的头痛、身疼，非脾为湿困或肝旺脾弱的泄泻等，当宜忌用。若误用，虽为润剂，亦可伤正气。综上所述，东垣善于使用风燥升阳药配伍于各种方剂来治疗各种疾病，也就是说使用风药是东垣方剂配伍中的一个重要特点。赵氏善用风药的特色善用风药是赵氏临床用药的最显著的特色。所谓风药，是指那些质轻气清具有疏解宣透作用的药物，如荆芥、防风、苏叶、白芷、独活、柴胡、升麻、葛根、牛蒡子、蔓荆子、藁本等，其药皆具辛味，性平或温，属传统的解表类药物。赵氏擅长运用这类风药，其应用范围远远超出了解表祛邪，而有许多妙用。

用于升阳。风药轻清上浮，善能升发脾胃清阳之气。凡升降失常，清阳不升，泄利腹胀纳呆脘痞，必调气机，升清阳，清阳升则泄利自止，浊阴降则月真胀自除，如葛根、防风之类为必用之品。

用于疏肝。肝喜条达而恶抑郁。凡肝气不舒，胁肋胀满作痛，嗳气太息，脉沉且弦，当疏肝解郁，宜用风药，如柴胡、苏叶、防风等，风药具升发之功，能遂肝木上升条达之性，故能疏之。用于宣阳。凡阳气郁而不伸者，或为低热不退，或为心胸憋闷，必有他邪郁遏阳气，宜察其所在而调之，并参以风药宣布阳气则愈。

用于发散火郁。火郁者，火热内郁不得宣泄，其人必发热，烦躁，甚则懔懔恶寒，四肢厥逆。此为阳厥，火热内郁不达于外所致。经云“火郁发之”。王注云：发之即汗之，发汗令疏散也。宜用风药，疏其腠理，火郁可得外泄。

用于疏卫。疏卫即疏解肺卫，令营卫和，腠理开。不独温病卫分证须用疏卫方法，凡病不论内伤外感，但有腠理闭郁者，皆当先疏之，上述宣阳，发散火郁皆有此意。推而广之，凡病有邪者，皆宜先疏解卫分，令腠理调和，而后再视邪之所在而治之。疏卫宜用风药。

用于透热转气。温病邪入营分，当用透热转气法，使邪气透出气分而解。如何透热转气？用风药疏解之为重要方法。疏之则腠理开，微汗出，气机通畅，邪气自营分透出矣。

用于透出血分伏邪。杂病热郁营血，深伏不解，但用清营凉血方法难于取效，必兼用风药宣解，使血分伏邪有外透之机。名曰清化方法，凉血为清，风药入血透邪外出则邪自化解。赵氏治慢性肾病用凉血化瘀为主，必兼用风药，即是此义。

用于胜湿邪。湿邪胶固难化，治之不外芳香化湿，苦温燥湿，淡渗利湿。诸法之外，又有风以胜湿之法，为赵氏所常用。湿乃土之气，风乃木之气，木能胜土，风能胜湿，乃五行相胜之理，湿盛于地，唯风能干之，亦自然之理。风药味辛能行善散，疏调气机，内利三焦，外通腠理，使湿邪外出有路。故凡湿热为病，必假风药以胜之为上策。

用于消水肿。凡水湿泛滥肌肤为肿，或水饮积于体腔为胸水腹水者，治之不可不用风药。开鬼门则水湿可去，水肿可消。《金匮》云：“腰以上肿者当发汗。”发汗者疏通腠理之义也，非风药而不能为之。

用于利水道。《金匮》云：“腰以下肿者当利小便。”利小便是目的，是效果。用风药可利之。盖风药善能宣肺气，肺为水之上源，肺气宣则水道利，俗谓提壶揭盖之法也。故凡小便不利者，不可忘记用风药宣肺亦能利水也。

用治下焦之病。下焦者，肝肾膀胱大小肠属之。凡病属邪在下焦者，当用风药行经以提出邪气。东垣云：凡下焦肝肾之病非用风药行经不可。邪在下焦，深入阴血，其藏甚深，非用风药不能透邪外出。故赵氏每用风药治疗肝肾之病，收效甚佳，是其例也。

用于疏调气机。凡气机不调为病者，常法行气而已。赵氏则常配以风药，风药味辛，能行能散能通，善能通利气机，开郁散结，故宜配伍用之。

用于通行经络。凡因邪气滞经络者，宜用风药行经通络。如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肢体关节肌肉疼痛麻木不仁，皆是经络阻滞不通之故，宜借风药行散之力而通之则效。

用于利咽喉。凡咽喉红肿疼痛，为喉痹、乳蛾之类，甚至汤水不能下咽者，为火郁之甚。不可专事清凉，应合风药以消肿利咽，亦火郁发之之义。用于止搔痒。若皮肤搔痒，为风湿热邪蕴蓄血分，凉血清热之外，宜加风药疏散，则腠理和调，其痒自止矣。

用于行药力。凡组方之要，贵在灵动。尤其滋补之剂，最忌呆滞。若纯用补药，则少运化之力而难以取效矣。必于补剂之中，稍加风药，则全方灵动，运化补益之方，非风药莫属。赵氏运用风药，有出神入化之妙，得心应手之效，堪称一绝。值得研究效法。风药在不同病证中的配伍运用　所谓“风药”是指柴胡、升麻、防风、葛根、桂枝、羌活、白芷、薄荷等一类气味辛薄，药性升浮，具有升、散、行、透、动等多种特性，能从不同的角度发挥发散祛邪、开郁畅气、辛温通阳、燥湿化痰、通络开窍、活血化淤、升阳助补等多种作用，多用于治疗外感风邪的一类药物。李东垣认为：“凡治风之药，皆辛温，上通天气。”又说：“味之薄者，诸风药是也，此助春夏之升浮者也。”风药除常用于表证、风证外，也常配伍于许多方剂中治疗多种病证，其配伍运用非常灵活而广泛，现浅述如下：

1风药治肝气郁滞 　　肝属木，体阴而用阳，肝之病变常表现在主疏泄和藏血的功能失调两方面，疏调肝气是其基本用药法则。疏泄肝木之药，多为行气走窜之品，如青皮、川楝子、香附等，久用或过用有损气致虚之虞。而风药享轻灵之性，彰显木气升发之象，能畅达肝气以顺应肝木之曲直，因其在方剂中配伍用味少且剂量亦轻，不致有损气之偏，此为行气疏肝之品所不及者。肝主藏血，血虚则孽生内风，又易招致外风内舍，而使病情缠绵或加重。行气药过用易耗损肝血，滋血药又常恋邪滞气，权衡之法，是在滋养肝血药中，少用1～2味风药，引药入肝，直达病所，既可顺应肝木之性，又能振奋气机，可促使疾病向愈。风药性清属阳，能疏肝解郁，宣畅气机，气行则血活，如逍遥散、柴胡疏肝散之用柴胡、薄荷、川芎、生姜；再如痛泻要方治脾虚肝郁之痛泻，在补气健脾，柔肝理气的配伍中，加入一味防风，含有深刻妙义。防风辛甘性温，入肝脾经，被东垣奉为理脾要药，认为“若补脾胃，非此引用不能行”。《医方集解》也云：“防风辛能散肝，香能舒脾，风能胜湿，为理脾引经要药”。在方中防风随不同配伍作用亦异，配白芍能疏解肝郁、柔调肝体；得白术能舒脾升清；伍陈皮能理脾胜湿。从全方来看，防风有调肝舒脾胜湿之功，证之临床，对于脾虚肝郁之腹痛泄泻，本方确有特效。或曰：柴胡疏肝解郁之力胜于防风，何弃此而用彼?盖因柴胡入肝而不走脾，其虽能升发少阳之气，而无舒脾胜湿之功，故不取柴胡。

2风药治脾胃病 　　脾属太阴湿土，体阴而用阳，主要生理功能是运化水谷精微、主统血和肌肉四肢。其气机活动的特点是“升清”，即将水谷精微等营养物质吸收并上输于心、肺、头目，通过心肺的作用化生气血，以营养全身。故说“脾气主升”“脾以升为健”。因此，脾病的病理特别多见脾不升清，水谷不化，气血生化无源，表现为神疲乏力、头晕目眩、腹胀、泄泻等症。在治疗用药时，注意到脾阴用阳，以升为健的特点，在方中配伍风药以顺应其阳气升发之性，常可收到满意效果。正如柯琴《名医方论》所说：“补中之剂，得发表之品而中自安；益气之剂，赖清气之品而气益倍”。如名方补中益气汤治中气不足，气虚发热，方中重用黄芪、人参甘温补中益气，配少量柴胡、升麻引升其阳而散郁火，东垣称此为“阴火”。治疗此火，不可苦寒直折，更损阳气。应补益脾胃，复其升降，因势利导，引郁火随脾胃升降而散之，即东垣所谓“惟当以辛甘温之剂，补其中而升其阳”，“泻阴火，以诸风药升发阳气”；再如清胃散主治胃火牙痛，方中用黄连苦寒直折胃腑之实火，配伍升麻取其轻清升散透发，可宣达郁遏之伏火，有“火郁发之”之意。黄连得升麻，降中寓升，则泻火而无凉遏之弊；升麻得黄连，则散火而无升焰之虞。　经曰：“土得木而达”，生理上脾胃纳化饮食，升降相因，有赖于肝之疏泄。病理上肝病可以及脾(胃)，肝失疏泄，可致脾失运化，胃失和降。脾(胃)病可以及肝，脾胃之实，可致土壅木郁；脾胃之虚，可见土虚木乘。因此，疏肝理脾是调理脾胃病的一个重要环节。脾胃病配伍风药，既可照顾脾之升清，又可借风药之升散，应肝性之条达，以疏肝郁，即《内经》“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之意。如逍遥散治肝郁乘脾，方中柴胡、薄荷，既轻扬疏肝，又醒脾开胃。

3风药治水湿为病　

水湿为病，湿胜则阳微，且湿为有形之邪，最易郁遏气机。风药多具宣通之性，能升发阳气，振奋气化、疏畅气机，故风能胜湿。因此在治水湿病的方剂中常配伍风药。如疏凿饮子治疗水肿喘逆，二便不利之证，方以商陆、茯苓皮、泽泻、木通、椒目、赤小豆、槟榔、大腹皮等利水行气为主，复佐以羌活、秦艽、生姜辛散走表，疏风散水，与诸利水药相伍，可使水肿速消。全方利疏结合，呈疏江凿河之势，从表里前后分消水邪，体现了《内经》“开鬼门，洁净府”的治疗原则；经方五苓散治太阳蓄水，痰饮悸动之证，方中以二苓、白术、泽泻健脾化饮利水，其匠心之处在于配伍了桂枝，桂枝在方中的主要作用是温阳化气，助它药利水化饮，且又能提邪透表，以防邪气深入，体现了经方用药之精深独到；主治外感风寒、内伤湿滞的藿香正气散，方中紫苏、白芷、藿香辛温芳香，药量约占全方总量的1/4，既可解散外邪，又能醒脾化湿，配合其它健脾行气燥湿之品，可使正气和调，邪去病安；完带汤主治脾虚肝郁湿盛之带下症，配伍一味芥穗，其义亦不脱风药胜湿之理；再如《金匮》越婢汤、越婢加术汤，两方均以麻黄配石膏为主组成，麻黄既能发汗散越水气，又能宣肺通调水道，据临床观察，本方治疗水肿，有的出汗，有的无汗，其关键在于石膏与麻黄的剂量配比，若石膏的剂量不超过麻黄用量的三倍，则既能发汗，又可利水；若石膏剂量是麻黄剂量的三倍以上，则不出汗，仅有宣肺利水之功。由此知麻黄的作用要受到石膏的制约，而石膏之用，也不独清热，还在于监制麻黄，即使里无热象也不可轻易弃用石膏，否则将失其和合之妙。 　　

总之，风药配伍运用非常灵活其而广泛，通过配伍可治疗多种病证，但其多属辛燥之品，在临床配伍运用时应注意，风药药味不宜多，用量不宜大，以免过燥伤阴。药虽同行，施治各异宋代成州团练使张锐，以医知名。蔡鲁公之孙媳妊娠，临近产期发病。众医皆以为阳证伤寒，惧怕坠胎而不敢投药。鲁公请张锐诊视。张曰：“胎儿已经十月，将生矣，何药能败之？”如常法给药，半日儿生，病亦获愈。次日，产妇大泄不止，而且喉痹不能入食。众医皆指责张锐之过。因泄利与喉痹两症一寒一热如同冰炭，且处于产褥期，虽扁鹊复生，也无活理。张锐曰：“不必惊扰，我可令即日而愈”。取药丸数十粒，令服之。结果，喉痹即平，泄泻亦止。鲁公问曰：“敢问一药而治两症，何也？”锐曰：“此于经书无所载，特以意处之。方才所用乃附子理中丸，裹以紫雪丹。喉痹不通，非至寒药不为用，故外裹以紫雪丹。既已下咽，则消释无余，其得至腹中者，附子力也，故一服而愈两疾”。公大加叹异。 　　按：此病上有喉痹属热，下则泄泻属寒，寒热错杂，似两难措手。张锐匠心独具，以理中丸外裹紫雪丹，药入咽部，在外之紫雪丹消释而治喉痹；在里之附子理中丸入得腹中而治泄泻，寒热分治，各不相扰，确实奇巧。此法古亦有之，《伤寒论》治疗“心下痞，而复恶寒汗出者”用附子泻心汤，其煎药法度可谓此法先河。考该证心下有热痞，而阳气已虚，故恶寒汗出，形成寒热错杂局面。附子泻心汤煎法不同一般，是以麻沸汤浸渍大黄、黄芩、黄连诸寒药，取其味薄气轻，以轻泻上部之痞热，不使药过病所；另取附子久煎取汁与前药兑合，因其味厚气重，下行而发挥温阳固表作用。药虽同行而至所不同，施治各异，此仲圣之妙法也。张锐以附子理中丸裹以紫雪丹与此异曲而同工，可谓善学古法者。 　　名家治病，并未多用奇方，方药还是原来方药，前医用之不效，名医用之则效，其差别往往就在于煎法用法不同，此亦名医圆机活法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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