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为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关于加强干部教育培训工作的部署和要求，进一步提升全市干部能力素质，从年起，铜仁将用三年时间，选派名党政干部、企事业单位人员、村干部和驻村干部、专业技术人才、市场主体负责人等外出培训。今年4月10日开始以来，培训班相继开班。培训班结束后，参训学员围绕各自参加的培训班，结合工作实际，进行了理论思考，撰写了心得体会。"铜仁组工" （一）主要内容
古罗马历史学家普布里乌斯·克耐力乌斯·塔西佗在《历史》一书中指出：“一旦皇帝成了人们憎恨的对象，他做的好事和坏事会同样引起人们的厌恶。”言下之意，政府一旦丧失公信力将会产生不可逆转的恶性循环抑或灭顶之灾，必定跌入“塔西佗陷阱”的无限泥沼而难以自拔。无论政府说的话是真是假、做的事情是好是坏，都会被认为是在说假话、做坏事，都会遭到社会公众的质疑和批评。
（二）破解思考
自媒体时代的到来，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家长式”做法已经难以应对多元化的时代格局。民间“草根力量”与政府之间的话语权竞争，对政府公信力提出了新的挑战。在诸多的热点事件中，政府公信力陷入“塔西佗陷阱”的尴尬境遇，使得原本温和平缓的政民关系变得紧张错位。在当下中国建设法治政府的转型期，要超越“塔西佗陷阱”，必须转换政府理念，规范权力运作，夯实政府信任的基础，以期实现政府公信力的自我救赎。
一是要重塑健康的权力观，实现权力的义务性归位。政府公信力陷入“塔西佗陷阱”根本原因在于政府权力的不当行使，没有遵循健康生态正确的权力观。从政治和法律双重意义上讲，政府的权力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义务；有多少权力，就会有多少权利和义务。政府公信力提升的关键是要将权力和义务联系在一起，在依法行使权力的范围内，突显权力的义务性。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正确行使，政府和民众互相受益，实现双赢，政府公信力得到提升；滥用权力，政府和民众两受其害，实现双输，政府公信力受到损害。因而，作为公信力载体的政府官员，在行使权力时，要始终具备一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担当意识，时刻谨记权力的义务性，正确使用权力，全心为民众服务。消除畸形权力观，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通过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规范政府权力的行使。建设法治政府，实现政府权力的义务性归位，
二是要消解政民矛盾，建构友善互信的政民关系。紧张错位的政民关系使得政民矛盾频发，严重影响了政府公信力的提升。要消解政民矛盾，就必须理顺政民关系。政民关系的本质是公权力和私权利之间的关系，从宪法意义上讲，就是要建构“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的平权型政府。平权型政府意味着对政民关系需要重新定位，表明政府愿意与民众平等交流，实现政民关系在政治和法律地位上的平等化。因而，政府应当转换理念和角色，消除以统治者自居的思想遗毒，真正将自己视为人民利益恭恭敬敬的服务者。唯有如此，政府才能彻底消解与民众之间的矛盾，赢得民众的信任和拥护。而且，从政治属性上讲，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作为服务者和领导者的政府，就决不能固守权力和身份的傲慢与偏见，应当放下权力的身架，打破政治精英的话语霸权，消除与民众之间“话语壁垒”，主动融入“公共话语流”，以友善的姿态和心态加强与民众之间的互动与合作、协商与沟通，实现平等交流，以此建构友善互信的政民关系。
三是要主动公开信息，营造正常的舆论氛围。在流动的社会中，信息的不断传播打破了时空的二元格局。各种新兴媒体的出现，使得信息传播成为这个社会与时俱进的必然选择。《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施行，以法律的方式公开保障社会公众的知情权。伴随着网络社会的兴起，民间“草根力量”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不断高涨，传媒对政府行为的监督和要求，并没有使政府信息公开常态化。政府在一些热点事件中的“瞒天过海”和“骄傲自满”的表现，使得带有“官方色彩”的腔调和话语充斥舆论之中。在社会公众想知道事件真相的刺激下，为满足公众的好奇心，传媒在某种程度上扮演了“信息噪音”或者“民间谣言”的角色。基于对政府及其官员“妖魔化”的态度，谣言往往会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和蔓延。谣言止于真相，真相源于公开。政府应当及时主动公开信息，正确引导和回应传媒与公众，要善于利用真相祛除谣言、利用舆论化解民愤，营造正常的舆论氛围，建设透明政府。
二、关于修昔底德陷阱
（一）主要内容
“修昔底德陷阱”源自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对公元前5世纪古希腊城邦国家关系的一种解释性说明，其对雅典与斯巴达的战争原因阐述如下：雅典和斯巴达本来一直是良性的竞争关系，但是随着雅典的势力增强和对外扩张，引起了斯巴达的妒忌和一些城邦的不满。恐惧和误解的增长使得双方最终兵戎相见。修氏在对待崛起国与守成国争夺权力上的解释非常明确，新兴大国在崛起过程中挑战既有霸权国的权威，就必然导致两国之间爆发冲突。然而，修氏在解释大国关系上并未正式提出“陷阱”这一说，最早对修氏的论断加上“陷阱”一词的是二战期间曾在美国海军服役的美国小说家赫尔曼·沃克，他在年美国海军军事学院发表的《悲伤与希望：对现代战争的一些思考》中首次提到：“雅典、斯巴达是两大对手……二千多年后的我们怎么才能摆脱这个令世界窒息的修昔底德陷阱呢?”不过，当今正式将修昔底德的论断解释为“陷阱”，被大众所接受的提法源自于哈佛大学贝尔福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主任、著名政治学家格拉汉姆·艾利森，其年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的文章《修昔底德陷阱已凸显于太平洋》说到：“未来数十年全球秩序的关键问题是：中美两国能够避开修昔底德陷阱吗?”文章指出，中美两国在世界局势尤其在亚太地区的博弈凸显了两国如同古希腊时代的雅典与斯巴达的那种关系，中美就是当今的雅典与斯巴达。艾利森的这种论点一经抛出便引起了学界的极大 （二）中美对比
1.从现实实力对比来看。虽然美国从年金融危机后经济发展势头有所放缓，中国的经济总量不断提高，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应该认清美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依旧是世界第一强国，中国飞速发展的同时，一系列务实的外交行动也屡次给世界做出了承诺，中国不会走上二战时期德国、日本的老路，中国将坚决走和平崛起道路，这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和平发展道路，并且中国无力也无心想去颠覆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国将遵守现行的国际体系规则。美方应该认清这一事实，既要看到中国的大国崛起，也应理性看待所谓的“中国威胁论”之谬，不应该过多地妖魔化看待中国的崛起。
2.从两国民众的共同选择来看。中国梦与美国梦中所强调的开拓进取、努力奋斗是一致的，世界和平中也包含着两国相同的利益，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民希望战争，渴望和平是中美两国人民的共同目标与选择，两国目前都致力于国内经济发展以及面临就业、民生等一系列问题，在对外方面都面对着共同的全球治理问题，两国在民生层面有着相同的目标。中美两国人民渴望和平，都渴望能通过不懈努力，以及持之以恒的创新进取来获得更美好的生活，而这种高度认同感也是两国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重要基础。
3.从历史经验来看。崛起国与守成国可以在竞争中形成“竞合”关系，以19世纪末的美英关系为例可以做出说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其工业总产值超过英国，并确立了向海洋扩张的政策，这一政策当时引起了老牌资本主义强国英国的警觉，进而在英属圭亚那边界争端中形成了对抗，当战争一触即发时，两国政府理性冷静地将一场可能爆发的战争以相对和平的方式给予了解决。基于中美双方共同的价值、经济高度联系等，崛起国与守成国可以形成稳定的“竞合共赢”关系；反之，从反面去寻找大国冲突对立的例子，其所带来的都是非死即伤的零和博弈。在全球化的当今，中美两国需要更多的合作与共赢，而不是对立冲突的零和博弈。
4.从双方经贸紧密联系来看。高度相互依存的两国经济成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根本基础。年，中美双边贸易额已突破亿美元。从产业结构来说，人力资源成本的不均衡成为双方长期经济合作中可以互补的一个重要条件，尤其是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两国合作的前景广阔。中美经贸关系如何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已经成为决定着中美之间的经济与合作模式的一块“压舱石”。总的来说，在全球化的今天，中美关系不仅重要而且会对世界局势产生深远影响，中美两国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关系不能否认，不存在谁可以离开谁而单独取得更好发展的可能，这个世界足够大，容得下两国共同发展。
（三）破解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每次访美之后，“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拗口的命题再次成为了形容中美关系的绝对热词。那么，中美之间真的存在类似陷阱吗？正如习近平在美国的演讲中所言，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目前，从结构特征上看，中美关系已经陷入了“修昔底德陷阱”，这不仅引起了中美两国关系的波动起伏，而且对地区及世界的和平、繁荣与稳定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中美两国间的“修昔底德陷阱”与历史上的“修昔底德陷阱”有很大的不同，其中虽然有明显的对抗面和竞争性，但也有极为密切的合作面和依存性，从而为中美两国摆脱“修昔底德陷阱”提供了条件。
一是中美要坚持底线，不能正面冲突。与历史上所有国家相比，中美两国都是超大型国家，英国、法国、德国在人口、领土面积上看都属于中型国家。中美两国的超大规模，决定了两国之间不能发生战争，否则人类就会濒临毁灭的危险。只有坚持政治底线，避免发生直接的、正面的冲突，才可能为人类的和平与繁荣赢得希望。历史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正是因为苏联领土面积大、军事实力强，属于超大型国家，所以当时美苏两国在核竞争和对抗中也达成了一定的默契，这就是两国不能发生直接的正面的军事冲突，从而使人类在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对峙中避免了被毁灭的后果。正如核末日恐惧之于苏美战争，经济末日的幽灵也使中美战争不可想象，中美两国不仅都是超大规模的国家，而且是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对世界经济的影响远比苏联大，两国之间更加不能发生战争甚至对抗和冲突。中美关系未来的基调是紧张还是缓和，不仅关系这两个“相互确保经济摧毁”的国家未来发展，更会因这两国于世界政治与经济舞台上的无上地位而左右未来整个国际格局的和平与冲突。不冲突、不对抗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首要原则，也是中美两国都认可的和平理念。从近年来中美关系的实践，特别是APEC会议后的首脑峰会，也可以看出两国关系的一些端倪。所以，中美要摆脱“修昔底德陷阱”，就要坚持底线，绝对不能正面冲突。
二是开展双边、地区以及全球层面合作。合作共赢既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目标，也是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原则。中美两国经济相互依存度很强，都能够从与对方的经济合作中获得商机和经济利益。中美两国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为两国合作提供了机会。在全球性议题上，如公共疾病问题、全球贸易、网络安全、恐怖主义、海盗、气候变化、新能源开发、解决贫困、世界经济稳定、国际金融稳定、油价稳定等方面，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和合作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和商业领域，有着很大的合作空间。务实合作是美国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优先考虑的事项。然而，推进务实合作也是中美双方的事情，不是中国单方面的事情。就当前情况来看，中美两国各自需要做好两件事：分担责任、分享权力。用美国方面的话语来讲，就是美国真正欢迎一个“繁荣成功的中国”，而中国则应本着对外部世界负责的态度来实现其发展。合作要结合各自的国情，要遵循先易后难的原则。就合作方向而言，中美两国虽然都是有全球影响的国家，但首先都是亚太国家，两国间合作在空间上应该首先从亚太地区起步，即中美合作的起点是亚太地区，在中国所在的地区先开展合作，然后慢慢向其他地区繁衍、扩展。实际上，这也是去年两国元首瀛台峰会达成的一项共识。
三是积极管控两国之间的矛盾和分歧。中美两国是明显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政治制度、不同的历史和不同的文化，特别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加之中美关系已经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两国战略利益具有对抗性，两国关系中出现摩擦和分歧是正常的。中美两国可以在这个或那个问题上存在差异，但当两国在对待差异的时候，不能把它当作整体战略，它只是特殊选择的差异。在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过程中，不可能不出现矛盾和分歧，重要的是将分歧摆到桌面上开诚布公地讨论，加强管控并采取措施缩小分歧，在问题出现后能够通过及时有效的渠道沟通磋商、政策协调，保障双边关系健康发展。坦率地讲，中美关系健康发展最能依赖的路径就是双方通过一系列非常具体的事务性合作而首先建立起一种“功能性伙伴关系”，然后在这些大规模、多层次的接触中共同探索出一条新型大国关系之路，而机制化沟通将是这种合作的坚实基础。
三、关于拉美陷阱
（一）主要内容
“拉美陷阱”是指发展中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就是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主要通过技术的引进实现初步的经济发展之后，如果相应的制度文化变革没有跟上的话，就会出现一系列经济社会的病态现象，从而极大延误现代化的进程。这些病态现象可以归纳为收入分配严重不公、政治上高度软政权化、社会治安状况恶化、经济上高度依赖外国资本、生态环境严重破坏等。
“拉美陷阱”已经成为人类社会有关发展道路的一个经典案例。这种陷阱，有人称之为“拉美化”，也有人称之为“拉美现象”或者“中等收入水平陷阱”。拉美国家自独立起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依旧是世界上比较贫穷的地区。
（二）破解思考
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已经进入了“新常态”，中国的改革是走向“拉美陷阱”或步苏联解体的老路，还是走向中华复兴，这个抉择，不仅影响到中国的短期走向，甚至会影响到未来中国乃至世界的走向。中国向“右”转，这会强化西方资本主义的力量，垂死的帝国主义会因此而获得营养并得以延续，这必然会加剧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欺压和掠夺，并固化“南北格局”。中国向“左”转，这会强化与帝国主义抗衡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力量，会加速帝国主义走向衰亡，“南北格局”可能会被打破，人类可能会迎来一段较长时期的和平和繁荣。因此，中国要跳出“拉美陷阱”：
一是坚持走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所面临的最基本的国际约束条件是：帝国主义列强环视，他们是绝对不期望中国强大的。这是由帝国主义的寄生性所决定了的。历史早已证明了这一点。中国鸦片战争后的洋务运动、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蒋介石领导的民国政府、两次世界大战、拉美国家的“拉美化”历程、东南亚国家在上20世纪的遭遇、苏联的解体、日本在“广场协议”后长期的经济低迷等事实，都证明了帝国主义国家是绝对不允许别的国家崛起进而摆脱他们寄生的。这就注定了，中国走私有化、市场化、国际化、宪政化的资本主义道路，必然坠入帝国主义国家为我们挖的陷阱之中，也就是“拉美陷阱”之中、步苏联解体的老路。我们在探索中国道路时，必须牢牢记住毛泽东的那句名言——“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必须丢掉幻想，独立自主。从理论上讲，中国要能成功应对帝国主义列强对我国多方面的围困，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执政组织以及相应的国体存在。而一个强有力的执政组织，一是靠坚实的经济基础和财政实力；二是意识形态上的高度凝聚力；三是强有力的国防军事力量。
二是坚持走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道路。资本主义频繁遭受相对过剩的经济危机事实一再说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解决国民经济按比例生产的问题。社会主义是社会化大生产的时代特征的要求。而社会主义能够实现国民经济按比例生产的前提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不一定是完全的全民所有）。只有生产资料掌握在代表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执政组织手中，它才能有效地按比例配制资源。也就是说，社会主义道路必须以公有制为基础。离开了公有制，谈什么社会主义都是空谈，不仅国民经济中生产资料按比例配置无法做到，社会主义的收入与福利分配也无法做到。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近年来爆发主权债务危机，使其社会福利保障体系难以维持，就充分说明了这后一点。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单一化的经济模式存在不稳定性。中国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的大幅波动，苏联的解体，也说明了这一点。因此，我国在所有制结构上就要避免单一化，而应该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层次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允许一定范围内的私人所有制存在的混合所有制结构。
三是一如既往地保持现有的“中国特色”。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这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人口规模大；二是人多资源少。这个基本条件决定了我们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崛起过程中的工业化道路，即以工业产值占国民经济比重达到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为目标的发展道路，是行不通的。既然中国继续走欧美式工业化的道路存在市场空间不足的限制，那么继续推进提高城市人口占全国人口比重的“城市化”就是不科学的。因为没有工业及其相应的服务业为基础，农村人口往城市迁移就是不符合经济原则的。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一方面，导致农村的空壳化、大量耕地抛荒或被粗放式耕种、农村劳动力季节性短缺、粮食安全问题日益加剧；另一方面，加剧城市就业、住房、交通、医疗、教育、社会治安等方面的压力。这正是“拉美化”的基本特征之一。期望通过人口的城市化来大规模减少中国农村人口，进而促进中国农业以规模化、机械化、商品化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化”，不是站在中国实现国强民富、国泰民安立场的实事求是的观点。那中国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产业发展道路呢？首先，中国的农业，只有走在政府足够补贴和支持下的、具有明显计划性质的、集体所有制的农业合作经营道路，才能解决好中国庞大劳动大军的就业问题、粮食安全问题以及社会稳定问题。这是新型的农业合作经营道路。其次，中国的工业，一方面，继续现在的抢占国际高端领域技术制高点的道路，即对外竞争时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另一方面，结合农村的合作化经营道路，发展农村自给自足的工业以及以市场为导向的劳动力密集型的艺术化工业；并以高新技术产业在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利润来补贴国内农业，即对内关系上走社会主义道路。只有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才能充分吸纳和利用中国庞大的劳动力资源；只有自给自足的经济运作模式或艺术化的劳动力密集型工业化道路，才能解决我国劳动力相对稀缺性较低的市场劣势问题，才能建立起有利于可持续再生产和共同富裕的分配格局。这种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包括城市工业化和农村工业化两个部分，是两种不同的工业化发展道路的组合。第三产业，要走以服务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为本的发展道路。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要大力打击投机炒作，消除房地产泡沫、遏制虚拟经济，遏制服务业暴利，通过市场和政府“两只手”将社会资源引向高新技术等实业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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