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服务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长短策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经济呈现L型走势,保持中高速增长主要依靠供给侧推动(一)我国经济呈现L型走势年我国GDP同比增长6.9%,增速比上年回落0.4个百分点,相比过去10年高达10%以上的平均增速更是有明显回落。实际上,年以来经济增速一直在“七上八下”的狭窄区间浮动(见图1),意味着当前的经济增速是趋势性的、而非周期性的,L型经济走势将持续较长时间。图1:中国GDP增速呈L型走势(二)经济增速下行是总需求下降与总供给结构失衡交织的结果从总需求看,中国经济增长长期以来的两大需求推动力量减弱,即外需和房地产需求明显下降。受外需下降影响,出口增速从之前的两位数增速下降到个位数甚至负增长。出口增速在~年之间一直保持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年除外),但从年开始,突然降至个位数增速,年下半年以来出口甚至连续负增长。房地产从经济增长动力成为经济增长拖累。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于~年之间一直保持在20%以上(年除外),但从年突然降至16.2%,增速比上年大幅回落11.7个百分点,年继续降至1%。可以看出,出口和房地产失速又加剧了制造业产能过剩趋势。从总供给看,中国传统制造业已经面临巨大的产能过剩压力。目前我国生产能力居世界前列,制造业工业增加值比美国、日本、德国的总和还大。工业产品产量居世界第一位的有种,其中粗钢、煤、水泥产量已经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但传统制造业产能过剩问题却一直严重。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产能利用率不到80%,仍位于国际公认的产能利用率合理区间(80%~85%)以下,我国粗钢、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和船舶产能利用率分别为71%、60%、72%、73.1%和75%。与此同时,中国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存在较大的供给缺口。高端制造业方面,很多重大装备和关键技术仍然依赖进口。年,中国集成电路进口额高达亿美元,超过石油,成为进口额最大的商品。现代服务业方面,无论是金融、保险、法律、会计、管理、咨询、仓储、运输、工程设计、研究开发等生产性服务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体育、养老、影视、会展、文化等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水平都远低于发达国家,不少领域还存在较大的供给缺口(见表1)。表1:年中美部分服务行业营业收入对比注:年度折算平均汇率为6.23。数据来源:Bloomberg,《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农行战略规划部。(三)未来经济增长主要依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劳动生产率经济长期增长速度由潜在经济增速决定。所谓潜在经济增速,是在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资源要素得到最优和充分配置且不发生通货膨胀的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最高经济增长率。为分析供给层面各要素对GDP增长的贡献,我们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数学处理,得到如下恒等式:GDP=(劳动年龄人口/总人口)*(就业人数/劳动年龄人口)*(GDP/就业人数)*(总人口)(记为恒等式A)对该恒等式A两边取对数并求导,可以得到如下恒等式:GDP增长率=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增长率+就业人数占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增长率+劳均GDP增长率+总人口增长率(记为恒等式B)再进一步假设农村劳动生产率相对稳定,则恒等式B可以进一步分解为:GDP增长率=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增长率+就业人数占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增长率+城市劳均GDP增长率+a*城市就业劳动力占全部劳动力比重增长率+总人口增长率(记为恒等式C,其中a是一个相对固定的常数)计量研究显示,年之前中国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平均10%左右)中,城市劳动生产率提高贡献了大概60%,即约6个百分点,城市就业劳动力占比提高(也就是城镇化红利)贡献了大概2.2个百分点,劳动年龄人口占比提高(也就是人口红利)贡献了约1.6个百分点,总人口增长贡献率大约0.3个百分点,就业人数占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即是劳动参与率)变化贡献大概-0.1个百分点。其中,劳动的作用体现得很充分,资本和技术主要体现在城市劳动生产率上,土地的作用主要体现在城市就业人数占比提升上,因为人口城镇化的过程实际也是土地城镇化的过程,一块土地从用于农业生产到用于城市建设,其价值会发生巨大变化。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取决于上述五个因素的增长潜力。人口红利方面已经由正转负。我国劳动力人口(15~64岁)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在年出现下降拐点,~年人口抚养比分别为34.4%、35.0%、35.3%、36.2%和39.0%,呈逐年升高态势,表明我国人口红利已经消失,进入负红利时代。城镇化红利明显弱化。中国城镇化水平已经超过50%,虽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但增速将明显下降。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预计将从过去十年的每年提高1.5个百分点收窄至不到1个百分点。当然,中国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还不到40%,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加快将带来城镇化质量提高的红利。总人口增长与劳动参与率预计仍将维持微幅正贡献。全面二孩政策有助于稳定人口增长率,也有助于提高未来的人口红利,但短期内则会降低劳动参与率。今后经济增长将主要依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可以进一步分解为“资本劳动比+资本回报率(GDP/劳动力=(GDP/资本)*(资本/劳动),两边取对数并求导可以得出:劳均GDP=资本劳动比+资本回报率),其提高主要源于四方面:一是对外开放背景下的技术模仿学习和自主创新(FDI引进的既有资本又有管理和技术);二是第二产业占比提升(即资本劳动比提高);三是体制机制改革带来的管理改进和要素重新组合;四是劳动者素质的提高(教育、培训等)。测算今后劳动生产率提升的方法有很多,白重恩教授依据卢卡斯劳动生产率收敛模型所做的测算结果,中国劳动生产率潜在增长率~年间将约为5.7%。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方向:以五大任务为重点,以深化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根本由上面分析可以看出,当前我国经济的主要矛盾不是需求不足,而是需求变了,供给的产品却没有变,质量、服务跟不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提高供给质量出发,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更好地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短期来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促进产能过剩有效化解,促进产业优化重组,降低企业成本,化解金融风险,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增加公共产品和促进服务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简言之,就是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年经济工作五大任务: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长期来说,就是要深化改革,推进国企、价格、财税、金融、社保等领域基础性改革,加快政府职能转变,进一步释放要素红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这有四个层面的深刻意义:一是L型走势是一个长期的阶段。今后几年,总需求低迷和产能过剩并存的格局难以出现根本改变,经济增速短期内会有起伏,但难以回升至两位数高增长水平并持续数年。二是经济运行将加速分化趋势。随着经济进入新常态,不同区域、不同行业的分化开始加剧。凡能够主动适应新常态、重视创新和质量效益的,发展态势就比较好;反之则压力较大。三是中国经济仍处于中高增速阶段。我国经济潜力足、韧性强、回旋余地大,即使不刺激也难以出现大幅度下跌,对此要充满信心。四是宏观经济调控手段将从之前的需求管理为主转向供给侧管理为主。需求侧管理重在解决总量问题,注重短期调控,主要通过税收、财政支出、货币信贷等调节需求,进而影响经济增长。而供给侧管理重在解决结构性问题,主要通过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进而激发经济增长潜力。对商业银行来说,这意味着三个层面的政策含义:一是依靠规模驱动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既然经济增速不可能回到两位数增长,银行存贷款规模增长也不可能回到之前每年百分之二三十的高速增长水平,“以量补价”难以持续,银行要更多依靠改革创新来推动业务增长。二是把握经济分化发展的趋势,及时优化调整银行业务在不同区域、行业、客户的配置结构。银行既要密切防范落后区域、落后行业的风险,又要积极布局和抢抓不断涌现出来的新的市场机遇。三是增强发展的信心。中国经济发展仍有很大潜力,银行发展仍面临难得机遇,只要深入推进自身经营战略转型创新,仍能确保风险总体可控、业务平稳增长、盈利基本稳定。三、商业银行策略建议:短期要兼顾防风险和抢机遇,长期应该练内功、增能力(一)积极服务“五大任务”,在防风险中抢抓市场机遇一是对接过剩行业“去产能”政策,摸排风险,分类施策,“去”中寻机。化解产能过剩,处置僵尸企业,是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头戏。银行要主动配合好国家“去产能”各项措施,做好金融服务。关键要把握好三个方面:第一,摸排风险。商业银行应组织对产能过剩行业、“僵尸企业”全面开展风险排查,摸清真实贷款底数。特别是对于煤炭、钢铁、有色金属、水泥等受“去产能”影响严重的重点行业,要按照压力情景,逐户开展风险评估。对于去产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恶意资产转移、虚置银行债权等行为,要高度警惕、坚决反击,加强与地方政府和监管部门的沟通合作,提前做好债权保全和资产回收计划。第二,分类施策。区分行业现状、发展趋势以及根据相关企业的实情,做到有保有压。对“僵尸企业”要坚决开刀,尽快出清,腾出宝贵的信贷资源。对出现暂时性经营困难、产品有市场、发展有前景的企业,要在稳定支持的前提下帮助企业扭亏、转型、发展、脱困。第三,“去”中寻机。要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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