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战略的五大迷局
罗天昊致力于国家与城市竞争战略著有《大国诸城》
公众 但是后来，以无锡尚德为代表的光伏产业衰败，传统产业却危机重重，五年来无锡的工业占比，下降了约5个百分点，年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竟然比年还要少。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曾连续6年在全省垫底。忽视传统产业，导致了实体经济遭遇重创。
无锡身边还有上海与南京两个综合性城市，发展服务业，显然不应是重点。同时，新兴产业难以成为主导产业，以太阳能产业为例，全球有46个国家将其作为未来支柱，而国内几乎所有的省市，也都将其作为未来重点发展的产业。很容易同质化。无锡尚德最后在惨烈的竞争中落败，其实并不奇怪。
在高新产业领域，最核心的技术控制在欧美的手上，在国内，也存在一个产业梯度，最高端的产业，还是落地在中心城市，北京中关村，上海张江科技园，深圳高新产业园等。无锡难缨其锋。
无锡过度依赖新兴产业和高端产业，甚至借太湖蓝藻事件，驱赶了不少传统制造企业，一心去搞高大上，最后光伏产业不保，传统产业不振，两头落空，忽视巨大存量，对于城市经济的发展，是非常致命的。
相对新兴产业，中国的传统产业存量巨大。
相对服务业，中国的制造业存量巨大。
对于多数城市来说，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比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重要；；造业的转型升级，比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重要。后衰落，但是传统产业的更新，比传统产业向新兴产业转型更重要。
值得肯定的是广东佛山。佛山的发展模式可谓三体一式：坚固厚实的实体经济、强盛丰茂的本土经济、富有活力的民营经济。内生式发展。一直以来，佛山坚守制造业，第二产业比重维持在60%左右。佛山制造成为佛山市最响亮的名片。逐步确立了家电、陶瓷等几大支柱产业，积数十年之功，逐步成为全国最著名的制造业重镇。近几年整体实力强势崛起，人均GDP直追上海。
佛山的启示是，坚守制造，坚守传统产业为主导的产业体系，一样可以有未来。守正出奇，对于多数城市来说，是必须遵循的铁律，没有奇迹神话，只有厚积薄发。
（4）特殊城市的产业布局
中国城市类型繁多，战略体系复杂多元。其中，有三大类型的城市，容易出现战略误区。分别是旅游名城，资源型城市，以及重工业城市。
与一般人印象中不同的是，那些经济比较发达的旅游城市，比那些因为贫穷的旅游城市，其文旅收入占比更高。
以舟山与铜仁为例。舟山年旅游收入为.62亿元，GDP为.51亿元，铜仁旅游收入.30亿元，GDP.97亿元为，舟山经济总量大，旅游收入与GDP的比重还是高于铜仁。舟山人均GDP达到元，而铜仁为元，差别巨大。
铜仁的第二产业比重，只有28.4%，可以看到，适度的工业化补课，对于铜仁未来至关重要。铜仁的梵净山驰名国内，但是到现在还没有通高速公路。
舟山不一样，市民富裕，本土旅游可以奠基。同时，其所在的长三角是富庶之地，文旅产业反比单纯依靠旅游的城市更为强势。
贵州这几年搞大规模工业化，经济突飞猛进，旅游的占比反提高了。年，贵州旅游总收入达亿元，增加值占GDP的10%左右，成为贵州的支柱产业。
穷而美，没有人来，消费不足。很多人都忽了波特在国家竞争战略理论中讲到的本土需求因素。
启示是，穷而美的地方，光靠美丽事业容易成为空中楼阁，适度工业补课，只要在生态压力范围内，有多快就搞多块。搞文旅也要有钱开发。
资源型城市的转型，误区也不少，最典型的是，都想搞文化产业。
其实鲁尔等发达国家的传统资源城市转型，有两个隐秘的前提，一是，这些城市转型前已是发达国家主流城市，资本雄厚，衍生产业和文化产业都有很好的基础。欧美处于强势地位，搞文化旅游产业有根基，有市场。二是，它们的转型持续了数十年才最后成功。
国内很多资源型城市转型，其实不合适学鲁尔。国内资源型城市，多数是穷人城市。国富民穷且贫富分化严重，普遍消费市场不足。
北京可以把首钢老厂区和工厂搞成文化产业基地，但是很多穷地方的资源城市，搞了多年的文创产业不见效果。总体经济实力跟不上。山西、东北、陕西这些地方的资源型城市文化产业搞不起来，根源就在于此。
只要资源没枯竭，就继续搞资源，有煤炭，有石油，难道不开采？亏损则需国家担责。鲁尔区、日本北九州转型，国家都曾补贴。
继续搞资源产业的同时，唯一的问题其实就是产业接续和衍生产业的问题。最好的选择，是上下游以相关产业。还是工业。文旅是辅助产业，不能主业。
湖北的黄石转型相对成功。除矿业以及有色金属外，黄石还有以东贝为龙头的机械制造业；以美尔雅为龙头的纺织服装业；以劲牌为龙头的食品业。转型要成功，还是靠工业。
重工业城市转型的要害，不在抛弃，而在中和产业结构。
很多传统的重工业城市，其实技术基础，产业工人的素养也很好。东北长春的汽车、装备产业就很有基础。关键有三点，一是由重到轻，发展大众消费型的产业，二是发挥技术优势，装备制造，重工业领域的存量盘活，三是发展生产性服务业。
不能一说转型，就往服务业方面靠，甚至有部分中国著名钢城，不顾本身特点，要抛弃钢铁行业，搞大健康，搞生态产业，这就偏了。
（5）权力坐标
中国是一个不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市场与权力，交替决定资源配置。
中国城市的公共资源安排，是按照政治地位排队。在这种体系中，直辖市处于第一梯队、省会处于第二梯队，计划单列市处于第三梯队，其它常委兼任书记的地级市属第四梯队，一般城市处于第五梯队。县级市处于第六梯队。镇处于第七梯队。
在文教领域，中国最顶级的高校，包括北大与清华，均设立在北京。在医疗资源方面，医院中，北京独占其四，在经济领域，多家央企中有超过80家以上的总部驻跸北京，超过其它所有城市总和。至于中央机构，则更是全部集中于北京。北京世界强总部已是世界第一。它是中央银行所在地，也是三会所在地，是政策的策源地。年，北京的本外币存款余额.9亿元，冠绝全国。北京对于资金的吸附作用，远远超过其它城市。
这样的城市，三产自然发达。年，北京三产占比达到80%以上，为国内最高，它的金融行业增加值居第一位，占GDP比例为17.1%；文创产业也超过10%。
北京在全国的地位，正如省会、首府在各个省和自治区的地位。
在几乎所有的省会城市中，三产都比较发达。很多落后地区的省会，三产也能够比发达地区的一般城市厉害。无它，全省的资源都集中在它手中。
比如经济发达的苏州，其本外币存款与GDP的比值不过1.3，但是，经济不发达的甘肃省会兰州，其存款余额与GDP的比重，竟然可达2.8，吸金能力强过经济发达的苏州。
在一省之内也是如此。苏州经济比南京更强势，但是吸金能力就不如南京。南京的本外币存款与GDP比值达到2.7。吸纳资金的能力强过苏州。
不仅公共资源的分配要考量城市的权力所处层级，很多没有完全走出审批制的垄断行业、半开放行业，都依赖城市权力体系。比如地级市可以搞城市银行，再发达的县级市，都没有权限搞，这就不是市场选择，是权力布局。
处于权力体系中端乃至下端的城市，产业选择空间就小多了。笔者这些年看到很多禀赋一般，层级也一般的城市，产业规划中却有种种宏图伟略，说说可以，真推行就是致当地于不利之中。
充分考量自己在权力体系中的地位，合理布局产业，也是很多城市需要尊重的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