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曾经有一句名言：
一想到德国人民，我常常不免黯然神伤：他们作为个人来说，个个可贵，作为整体来说，却又那么可怜。
（IchhaboftinnbittrnSchmrzmpfundnbidmGdanknandasdutschVolk,dassoachtbariminzlnnundsomisrablimganznist.）
在清华文革亲历者的回忆中，这句话屡屡被提起，令人印象深刻。的确，六十年代进入清华学习和在清华工作的师生，几乎个个都是货真价实的社会主义精英，但在文革这场悲剧的大舞台上，他们又都有意无意地沦为提线木偶，有的是演员，有的是观众，有的成了祭品。
年清华当时有六级本科学生，分属土建、工物、水利、电机、自控、工化、无线电、机械、动农、数力、冶金等12个院系（动力机械系和农业机械系合署办公，统称动农系）和体育、文艺两个代表队。年之前本科学制六年，年入学改为五年，因此导致65级和64级同时毕业（预计年毕业）。当时清华班级按照毕业年份编号，最高年级是年入学的6字班，最低年级是年刚刚入学的00字班（上一级已经是0字班了），共计一万余人。但文革随即爆发，入学和毕业都停止了，他们成为了清华园中文革的主力。加上当时园中的教师职工，直接参与清华文革的大约不到两万人。
00字班校友年在近春园南山上捐建的“零零阁”
文革运动鼎盛时期，团派号称一万余人，四派号称七千人，此数应当有一定水分。按照团派“动态组”年5月初在其第22期《内部动态》上的统计结果，当时在校学生总数为人，教职工人。在学生中间原老红卫兵和“八·九”派有人，占三分之一不到，并且已经分裂到团派和四派中。团派学生人，四派学生人，势均力敌，在教师队伍中四派还更多一些。
一般而言，老红卫兵的主要组成是红色家庭后代、学生干部和“保皇派”；团派的主要组成是出身工农的平民子弟或迫切希望通过运动改变出身命运的“黑五类”；四派的主要组成则比较复杂，可以说反对团派极左路线的都有可能加入四派，主要代表成分是文革前的学生干部、业务骨干和前十七年教育路线的既得利益者。后期随着武斗加剧，双方90%的成员都变成了不参与运动的逍遥派，或闭门读书，或外出串联游山玩水。到百日武斗期间，校内只剩下不到一千人的活跃分子了。
老红卫兵们在文革前期活动最激烈、也最左，但随着他们的干部家庭被打倒，绝大多数老红卫兵经历了冰火两重天的境地，从红二代跌到黑五类的深渊。由于他们的阅历和阅读面普遍广于一般学生，在文革中最早从运动里觉醒，意识到走出文革的必要性，在文革后随着父母平反也重新掌权，如贺鹏飞、陈元、刘菊芬等。
四派集中了温和造反派和中间派，对文革的极左路线或积极反对、或消极抵制，最关键的是在武斗中采取防御政策，文革后期清查时没有受到大规模制裁，其成员在文革结束后大多重返技术和科研工作，留在清华的学生干部以四派最多，如谭浩强、贺美英等。
团派由于是极左造反派，武斗中血债最多，百日大武斗死亡18人中有16人死于团派之手，在文革后期就有不少团派成员因此被捕判刑，文革结束后更是被划入“三种人”另册。其头目大多蒙受了多年牢狱之灾，如蒯大富就被判处十七年有期徒刑。但未在武斗中伤人的团派一般成员仍有做出一番事业者。
上述概括对于个案或未必准确，但对总体趋势应当大致不差，文革时老红卫兵、四派和团派的势力对比，与今天正好反过来，这与蒯大富等人提出的文革就是“大翻个儿”理论构成了意味深长的反差。时至今日，绝大多数当年参与者都已经步入了古稀之年，退休之后回忆文字纷纷见诸笔端，最近十年中涌现出不少回忆录和文章。老红卫兵个个位高权重，或移居海外，轻易不愿开口；团派人物饱受折磨，愿意动笔者也不多；反而是四派人物的回忆文字最多。提到当年恩怨，虽然仍有针锋相对，但已经不再上纲上线，而只是酒席中把盏叙谈的话题了。
年蒯大富（左）和四派的一把手沈如槐（右）在校友聚会上握手言欢
演员
蒯大富无疑是最为人熟知的清华文革风云人物，当年连毛主席都称他一声“蒯司令”，而清华人则更多地称其为“老蒯”。老蒯是烈士后代，出身贫农，所以当时工作组整他时死命想挖出历史问题，也没有奏效。在大礼堂组织的几次辩论会上，老蒯充分展现出辩才无碍的本领，把贺鹏飞带领的一帮支持工作组的对手驳斥得哑口无言，成为日后清华园中建立威望的开端。
蒯大富最大的特点，就是他十分强烈的夺权意识，可以说，他的文革生涯是成也夺权，败也夺权。日后流传全国的蒯大富三十六条权经，不知是否真是他总结的，但至少部分反映他的思想。蒯大富引起工作组注意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年6月21日他在同系同级的刘才堂大字报下的批语：
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从前权在校党委手里，我们和他们斗，把它夺过来了。现在，权在工作组手里，那我们每一个革命左派就应该考虑，这个权是否代表我们，代表我们则拥护，不代表我们，则再夺权。
造反初期，手中无权，广大学生也迫切希望有蒯大富这样的人物出来带领他们夺权。可他夺得权力之后，一心想的还是夺权，就颇为人反感了，到后来参与到批斗王光美、打倒刘少奇，更是夺权的扩大化。蒯大富不仅在校内要做清华井冈山的蒯司令，还想做全国造反派的蒯司令。最后致他于死地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在年7月召集的各地武斗造反派的串联会。林彪后来说，“我们还没有开九大，他们倒先开了”，老蒯夺权夺到中央头上了，焉有不被铲除之理？
年，蒯大富毕业被分配到甘肃青铜峡铝厂，年回校接受审查，年被正式逮捕，年判处17年有期徒刑，刑期从年算起。年出狱后，先回青铜峡铝厂工作，后在山东等地经商。年一度返京，王光美得知后施压将他赶出北京。蒯大富只得南下深圳，与人合办公司，小有成就，现已在深圳养老。
年化92班毕业合影，背景是二校门原址上新建的毛主席像。中排左二为蒯大富，左三鲍长康
跟蒯大富一起打下团派江山的核心力量是工程化学系9字班和0字班的几个铁杆老团，以鲍长康、刘才堂等为代表。在团派总部委员中，蒯大富自然是排名第一的领导者，二把手则是他的亲密战友鲍长康。鲍长康是上海人，待人接物温文尔雅，思考问题缜密周全，与蒯大富的高谈阔论、霸气外露适成对比，人称“鲍二先生”。蒯大富不在清华期间，团派的事情都委托鲍长康处理。
“七·二七”当天，鲍长康先陪蒯大富进城接人，后来一起返校。蒯大富在团派指挥部静斋决策反击工宣队之后，他化妆成军人到大礼堂前打探虚实，被工宣队识破抓走。当天夜里，蒯大富被毛泽东接见，哭诉情况，毛泽东亲自下令放了鲍长康。蒯大富在回忆录里面说：
当时我见毛泽东，就像孙子见爷爷似的，有那么一种感觉，所以我根本不发怵。我说：“主席，那不可能！您平时制止武斗的时候，就是把双方隔开，不抓人，不打人。可他们进学校就分割包围，就抓人，就打人。”
当时主席冲着谢富治、温玉成就喊：“唉，谁叫你们抓人啦？谁叫你们打人啊？谁被抓走了？”
我说：“鲍长康就被抓走了。”
主席说：“统统放了，一个都不能留，把鲍长康直接放到人民大会堂门口来，让蒯大富看见。”
谢富治赶快站起来，到旁边去打电话。当会议结束后，鲍长康就在门口了，衣服上全是血，挨打时鼻子打破了，流了很多血，好在没什么大伤。
四派的头面人物远不如蒯大富出名。按四派负责人在文革期间的排序，应当是沈如槐（力0）、孙怒涛（自6）、宿长忠（水7）、汲鹏（压00）、陈楚三（力6）。他们在文革后大都没有受到法律处分，各自从事专业工作。沈如槐、宿长忠、陈楚三是“东方红战团”的核心人物，属于老蒯的主要反对派。孙怒涛和汲鹏则是“三七战团”的核心人物，本来立场介于团派和四派之间，孙怒涛还曾是团派的总部委员，但由于种种原因和蒯大富分道扬镳，成为团派的另一反对派。
陈楚三是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烈士之子，据说又与康生关系甚密，团派一直怀疑他背后的康生是四派的“后台”。百日大武斗中，陈楚三自始至终镇守科学馆，对稳定四派军心起到了重要作用。文革后的年，他曾应邀给中组部青年干部局写关于清华红卫兵的情况说明，其中对老红卫兵的错误多有批评，而推荐了不少四派成员。此信被陈云读到，做了极其严厉的批示：
……这些红卫兵（注：指高干子弟出身的老红卫兵）不属于“三种人”，其中好的还应是第三梯队的选拔对象。清理“三种人”是一场政治斗争，要防止有人将水搅浑。像陈楚三这样的人要特别警惕，绝不能让他们混进第三梯队，但也要给出路。
这个批示对老红卫兵、团派和四派人物命运造成了很大影响，可以说奠定了红色家族在改革开放后发展的大格局。
四派的支持者倒有不少后来成为名人，前文曾提到的谭浩强、贺美英（均时任校团委副书记），还有后来做过清华党委副书记和深圳大学校长的罗征启（时任校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做过北大党委书记的任彦申（动0）等，再比如大名鼎鼎的万润南（给0），都是四派支持者。十六、十七届政治局中的清华人，绝无团派背景，倒可能是更倾向于四派思想。当年担任文艺社团辅导员、人称“大帅”的胡总，在文革中唯一可考的大字报就是与四派的印甫盛（自控7，时任文艺社团书记）等人合写的《清华党委是延安，不是西安》。
年高校运动会清华代表队合影，中坐者为罗征启（左六，时任校党委副书记）和贾春旺（右六，时任校团委书记）
社会上一直有种说法，“团派有领袖无理论，四派有理论无领袖”。团派有蒯大富那样的学生领袖，四派确实无人能及。至于四派的理论，一般认为指的是《四一四思潮必胜》这篇大字报及其主要作者周泉缨（动6）。令周泉缨终生引以为傲的事情是，他的“理论家”名号是毛泽东在“七·二八”接见蒯大富等五大领袖的讲话中御口亲封的：
“……我不怕别人打倒，清华四一四说四一四思潮必胜，我就不高兴。说打江山的人不能坐江山，无产阶级打天下不能坐天下，坐天下的就是四一四？！四一四有个理论家叫周泉缨，理论家何必抓呢？人家是一派的理论家嘛？人家写文章，你抓人家干什么！应该放出来，人家有意见，让他再写嘛！不然，不是没有言论自由了吗？”
《四一四思潮必胜》原文有一个副标题“给河南造总一战友的一封信”。原来周泉缨在河南串联期间结识了一位女友，本文实际上是写给这位姑娘的“情书”，但内容却是探讨文革的起源、发展、走向及其结局。周泉缨写好底稿后，又经过罗征启、万润南、印甫盛等人加以修改润色，主要对文章第一部分“阶级关系的变化”和总结部分作了充实调整，于年8月3日贴出。
这篇大字报系统分析了文革中主要群众运动和政治力量的特点和发展，得出一个主要观点，就是毛泽东在讲话中总结的“打天下的人不能坐天下”：打天下的极左造反派不能坐天下，要让位给温和造反派来坐天下。大字报最后提出：
要完成所提出的稳固政权这一系列工作，扫除大革命中反动阶级余留下来的罪过，真正实现防修反修的目的，没有四一四派这样一个真正代表无产阶级最高利益的革命派是不可能的。谁能够在革命期间尽力减少经济破坏的混乱状态，并且在夺取胜利之后，团结一切力量，尽力恢复这些不可避免的破坏，稳定混乱状况，要能够用铁的手腕打击那些在大革命中“露头角”的坏分子和一切犯罪行为，流氓行为，贿赂，投机等现象，谁能够完成从那些“赶时髦”“贪图禄位”的蹩脚的革命派手中“解放”出来的任务呢？只能是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在战斗中不断无产阶级化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四一四派！
因为四派自己也有很多人不同意周泉缨的观点，《四一四思潮必胜》在清华的影响并不大，但流传到社会上之后影响很大，被张春桥看到，送呈毛泽东，才引起最高领袖的重视。周泉缨一度因炮打陈伯达被捕，也是毛的话才让他得以释放。不过文革后，周泉缨时时以理论家自居，出版多部书籍宣扬他的“量子佛学”、“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等等思想，不幸掉进了自我陶醉的泥潭，这是后话。
观众
轰轰烈烈的革命舞台底下，坐着数量更多的、隐没在追光阴影里的观众，造反派称他们为逍遥派。曾经是老红卫兵的阎淮（工物0）回忆起自己在年的清华园中“吃睡玩读”的逍遥生活时说：
吃——无产阶级的中坚力量即许多产业工人只抓革命不促生产、甚至抓革命促武斗破坏生产时，清华的大师傅一天、不！是一顿也没停饭，让我们这些既不革命又不学习的“小资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顿顿吃好。我不敢说大师傅伟大光荣正确，但他们真敬业！
睡——幼儿园和中小学基本住校坚持午睡，清华也提倡午睡。当时“毛著”没人天天读，午睡倒是“雷打不动”，“工管”后则大翻个颠倒乾坤、只读不睡了。前些年冬季回国，北京规定供暖16度即达标，冻得够呛。遥想当年清华温暖的冬夜，真感谢只拿三四十元的锅炉工。
玩——夏秋季，“布尔什维克”的“四人帮”陈元、宋克荒（宋任穷之子）、刘泽彭和我，偶尔捎上“孟什维克”的徐沙，每天午睡后到不要钱的颐和园去游没人管的野游。而后，在风景宜人的万寿山下昆明湖畔，交换读书心得、探讨时局形势，肆意褒贬毛林周及所有文革升迁者。……
文革前喝过一勺心灵鸡汤：“吃和睡是猪的生活，难道加上玩就是人的生活吗？”清华学子当然不甘于“吃睡玩”的低级人生活，于是我们还读书。班上同学说：“我现在不要四大自由，只要四大名著。”他钻研的还真有成效，列出《红楼梦》主要人物错综复杂的关系图表，让初读者一目了然。又有后继者为三国诸将领和水浒人列出小传，作为辅导资料油印分发。
7月16日中央文革接见学生领袖，蒯大富说：“清华有90%是逍遥派，没事干、大字报也不贴，从空想主义跌到悲观主义。”（《清华文革亲历》，P）文革仅一年，我们“吃睡玩读派”是绝大多数，紧跟老人家“继续革命”的蒯式造反派才是“一小撮”。
六十年代的颐和园
逍遥之余，自然也有爱情之花在绽放。动荡年代的爱情，往往都与政治交织在一起。比如周泉缨的“情书”，就成为了四派的理论代表。团派也有一段堪称传奇的往事，不过主角叶志江（力9）不是主要演员，而是被卷入舞台的观众了。
叶志江是文革前蒋南翔树立的“又红又专”标兵，本科期间就在《数学通报》上发表两篇论文，文革一开始自然难逃厄运，被革命群众揪出打倒。年，叶志江与团派的总部委员陈育延（力00）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相恋，“黑”与“红”的花边新闻轰动全校。他们的爱情在百日武斗期间因为叶志江的英雄救美，而进一步成为清华的传奇故事之一。年5月19日，陈育延和叶志江途径科学馆门口时，陈育延被四派绑架进入科学馆，叶志江得以逃脱。三天后，叶志江前往科学馆，上演了一出“英雄救美”的故事。叶志江后来在文章中回忆道：
我并不奢望我真的能像蜘蛛俠一样，可以将陈育延从铁壁重围中救出。但我的“自投罗网”，至少可以证明我并非不管他人安危，临阵脱逃的懦夫。
然而，孙华栋尸骨未寒，派全体将士个个义愤填膺。这时候我去自投罗网，无异于去自杀。
五月二十二日，时近黄昏，夕阳西下，在落日的余晖笼罩下，清华园里一片肃杀之气。在《井冈山报》编辑部大门上留下“遗书”后，我一步一步地走向科学馆的大门，颇有一种走向刑场的感觉。
大门口放哨的卫兵认出我是叶志江后，很是惊讶，问我有什么事。我指着背在肩上的书包说：“我给陈育延送衣物。”卫兵不知道我的真实意图，所以很和善地对我说：“你将东西留下，我帮你交给陈育延。”我回答他：“我要亲自交给陈育延。”他迟疑了一下，告诉我他要请示领导。
几分钟后，科学馆的“卫戍司令”陈楚三出现在大门口。
……
陈楚三问清我的来意后，推了一下架在鼻梁上的眼镜，十分慷慨地说：“好吧，我让你进去。”仿佛我是被准许去参观一个“闲人免进”的军事基地。
在进门前，大概是怕我有前来侦察科学馆工事的意图，陈楚三让他的手下用一块黑布将我的眼睛蒙上。
从这一刻起，我在黑暗之中生活了将近七十天。当我重见阳光时，眼前的树木人物都苍白得像曝光过度的照片。
叶志江与陈育延在文革中
陈育延在科学馆中绝食抗争，被关押八天后气息奄奄，四派将其放回。而叶志江则一直作为人质，在团派围困科学馆期间被扣押了七十多天，受尽拷打折磨。陈育延出狱后，得知叶志江之举大为感动，之后的两个多月中时常弹奏古曲《苏武牧羊》，“白发娘，望儿归，红妆守空帏。三更同入梦，两地谁梦谁”。叶志江被工宣队解放后的第一个晚上，陈育延再次动情地弹起此曲，两人泪如泉涌。
不过，这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并没有让叶陈二人走到最后。叶志江身上仍然有着余永泽式知识分子的气息，而陈育延当时早已是一个革命女性。年，他们又在武汉戏剧性的分手。革命的大潮再次把两艘帆船分开，各赴前程。
革命之后的改革年代，头头们走下舞台，观众们反倒登台亮相。原先的派性被淡忘，新的事业中清华人再度聚首。蒯大富当年的秘书段永基（化00），曾经在工宣队进校时陪蒯大富翻墙出校、给中央发电报求救，后来在八十年代末接替万润南，成为四通和新浪的掌门人。他在回顾四通成立三十年历程的文章中写道：
四通是当年中共海淀区委书记贾春旺倡议发起的。鉴于当年的华夏硅谷公司、京海公司、科海公司、信通公司都是由科学院下属院所投资创办，或是由科学院与海淀区政府合资创办，贾春旺与印甫盛、刘菊芬等同志商议，应动员一批知识分子不端铁饭碗，只端泥饭碗，辞去公职直接下海兴办公司。他们分头行动，动员了万润南、沈国钧、王安时、刘海平、石政民、段永基等参加公司筹办。贾春旺同志同时要求当时北京四季青乡予以支持，于是李文元、李文俊等同志也热情投入，四通就这样诞生了，中关村第一家民有、民享、民办的新型公司面世了，中国城市改革中的私有制序幕拉开了。
这里牵头的人当中，贾春旺是工物4字班校友，文革开始时任校团委学习劳动部副部长，倾向四派。印甫盛与刘菊芬（刘宁一之女）是夫妻，印是四派，刘是老红卫兵。万润南是四派，段永基是团派。一个小小的四通公司，集合了清华文革中的几乎所有势力，无怪乎其后来能在八十年代呼风唤雨。
年，万润南、沈国钧、王安时、段永基（左起）在香港
祭品
现代社会的革命同胚于原始社会的祭祀。《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有文革亲历者进一步反问，“圣人不仁，刍狗奈之何？”死去的祭品已经无法发声，只有后人不忘记他们的悲剧，才能避免历史重演。
据不完全统计，清华在文革期间非正常（因伤、自杀）死亡58人，其中18人死于百日大武斗，21人在工宣队进校之后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自杀。受迫害间接患病而死者可能更多。武斗中死亡的18人，16人死于团派之手，只有2人死于四派（在东区浴室之战中被刺死）。工宣队进校后，杀人凶手又陆续被追究刑事责任。无论是凶手还是受害者，他们自身的主观恶意都是那个时代扭曲人性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说，他们都是革命的祭品。
在百日大武斗的18位牺牲者中，最常被人们提起的是许恭生（焊8），连梁文道在《常识》中也曾拿他做例子：
年5月30日，一位叫做许恭生的清华大学学生在校园内逃跑的时候不慎绊倒，他的同学们立刻上前用自制的长矛对着他乱刺，他身上被刺中二十多处，腿股动脉和肝脏破裂之后死亡。几分钟前，他的另一位同学卞雨林因为中了涂上氯化钾的箭矢死去。这两人都是文革期间着名的清华大学“百日武斗”受害者，杀他们的人和他们一样，是全国最高学府的精英，天子门生。为什么一个纯良的学生会变成乱了性的凶徒呢？
文革中身穿防护服、手持长矛的许恭生
许恭生是江西人，家中独子，有一个妹妹。年考入冶金系之后，他参加了校击剑队，迅速显示出在击剑上的天赋，曾经两次夺得北京市高校大运会重剑比赛冠军。文革中他加入了团派，武斗开始后成为了东区部队的剑术教官。同属团派的高子正（制91）回忆道：
许恭生曾经教我们如何使用自制的长矛。他自己像一个儒将，白面书生，不像后来电影里的霍元甲，而像《叶问》的电影演员甄子丹。我模模糊糊记得，大家学习使用长矛的时候还问：如何刺中对方而不至于过度伤人？答案是刺屁股。大意是说，你打败了对方，趁对方逃跑的时候，刺一下对方屁股……大家不由得大笑起来。
当时参加武斗的双方使用的“长矛”，是用自来水管截成的两米左右钢管，前端加工成尖头。学生们基本没有使用长矛的训练，因此武斗中许恭生这样的高手就占尽优势。他多次带队参加团派武斗，四派伤在许恭生矛下的不知有多少。4月29日他参加了团派与四派在九食堂前的抢粮战斗，目击者李子壮（清华附中初三学生，李传信之子）叙述当时的情景为：
那是在九饭厅刘才堂带领老团“抢粮”，矛靠一边，人散各处。老四列队冲来，气势很盛。刘才堂带车把老四队伍冲散，才变成捉对厮杀。冲击老四队伍时把老四的谢晋澄轧死了。收队时，许（恭生）走在队列前面，矛虽短，气势雄，真是威风八面。
5月30日当天，东区浴室之战打响后，团派担任攻楼任务的是西区部队，许恭生率领的部队负责打援，守卫从东大操场通向12号楼的道路。当时东操以北全是荒地，地面高低不平，道路也只是土路。清晨四派援军到来，大举进攻，许恭生在撤退中断后，他之前的战功使他成为了此时四派的众矢之的。高子正的回忆中说：
突然，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一群老四武斗人员，大约30多人，瞬间便冲到了我们的跟前。走在最前面的L边打边退，不慎摔倒在地，两个老四举起长矛向他刺去。正好我和另外一个同学赶到，将其击退。L君得以重新站起。老团多人喊：快撤！而这时的老四，显出目标首先集中是许恭生一人。当我转身向后“逃跑”的时候，正好看到在不到5米远的地方，许恭生向后慢慢地倒下，老四的十多根长矛一起向他刺去的镜头，那是一个“铭刻在脑海里”终生难忘的“画面”。显然，许恭生是有意掩护大家撤退，才走到了最后面。我心中一阵颤抖和剧痛，但是知道自己无能为力。
跑了一二百米，遇到了团派的另一支队伍，约50多人。我们求救；他们立即直追，打退了刚才那批老四。我看到，5到6个人，抬着拽着许恭生向回跑，许的头盔掉了，脸色煞白，四肢无力的耷拉着，鲜血一股一股地流着撒在地上……
许恭生之死对当天的战局造成了巨大影响。带队围攻东区浴室的团派李自茂（汽0）回忆说：
如果许恭生仅是受伤，团派眼看攻楼无望，肯定会偃旗息鼓，老团本来也没准备强攻。由于他的阵亡，激起了团派特别是东区同学的义愤，全体一致要求“报仇”。报仇的意识在当时的场景里出现，毫不奇怪，平静如水才是不正常。许恭生在武斗中伤过四派多人，四派出于“报仇”意识在其倒地后仍将其刺死，手段足够凶狠，而这又激起团派的报复，从浴室南面和东面的一次次地攀梯强攻全是在“为许恭生报仇”理念驱使下的东区团派的行动，使一场偷袭演变成大型武斗。
许恭生死后，团派将其追认为“革命烈士”，又将其安葬在近春园荒岛上。许恭生家里只有老母亲一人，生活艰难，蒯大富从卖《井冈山报》的收入中拨出元给许母以示抚恤。许的同班同学24人有22人是团派，彼此感情十分深厚，班里的唐金鹤回忆道：
我们班的同学是非常善良的，大家都对许妈妈寄予了充分的同情。分到江西南昌附近的同学，主动地承担起看望许妈妈的任务。这些年轻人一到节假日就去看望许妈妈，他们想给许妈妈一些安慰，想分担许妈妈的一些忧愁，想帮助许妈妈做一些事情。但是，许妈妈每见到他们一次就哭一次，这样的情况使这批年轻人不知如何是好。许妈妈后来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再来了，我见到你们我就又想起了银波（许恭生小名）。银波要是活着，也像你们一样工作了。一见到你们，一想到此，我就更难受。”就这样这几个同学才终止了对许妈妈的探望。可怜的失去了儿子的老妈妈，这么多年来你受了多少煎熬啊！
如果我们能够把阴曹地府的大门打开，让许恭生重新回到我们的班里，我相信无论要我们班的所有同学付出怎么样地艰辛，我们都会竭尽全力拉他回来。我相信，如果他能够重新回到我们班，让他重新选择的话，他绝对不会去参加这场两派的武斗。
如果，如果，但是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如果了！
同学之间的温情，最终还是战胜了派性和阶级斗争的教条。团派的时作隆（体育代表队9字班），在进攻东区浴室时从屋顶上坠落，胸椎骨折，同医院抢救，仍成高位截瘫的残疾。医院看望，承诺他“尽管放心，你这一生我包了”，并给了他家里元用于养病和生活。但随着蒯大富很快倒台，这笔钱也被追回。时作隆是北京本地人，医院，后被工宣队赶回家中。体育代表队的同学为了照顾小时的生活，自发组织起来，排球队的王子渝（制8）回忆道：
因为涉及到小时将来的治疗及生活补助等问题，由于学校不管，小时未来的生活成了大问题，没有任何经济来源，所以我提议由我们这些代表队的同学和专案组的同学自愿参加，大家轮流给小时寄钱，尽我们所能来帮助小时生活下去。这个建议立即得到大家支持。由我和王杰排了名单，每个月有两位同学给小时寄钱，每人20元，一人一年寄一次。后来，我每次回到北京去看小时，总要问起大家寄钱的情况。我的印象，小时说实际寄钱的同学比当时确定的人多很多，而且寄的钱也比当时定的“每人一年一次，一次20元”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