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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本下乡”的成因
现在社会上的“乡村热”越烧越热，是因为城市人口结构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在个别城市（如杭州），超过一半户籍人口成为中等收入群体（或称中产阶级），城里人手中的过剩资本都想“组合投资”。中小资本们既然在城市斗不过大投资家和大地产商，只好另寻投资出路——“下乡”，于是就得有个新乡村领域作为中产阶级投资空间。与之配套的是，村干部和农民都不大愿意理会的土地确权颁证工作，便由政府直接推行。
这个情况，欧洲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产业资本借助和平红利迅速扩张、很快就形成第二轮生产过剩，遂造成20世纪80年代产业资本外移到发展中国家寻找“要素价格低谷”获取巨大机会收益，进而回流到西方，带动向金融资本经济的转型升级。与之同期发生的一个空间改变，就是中产阶级及其中小资本纷纷下乡；到20世纪90年代乡村中的农场60%以上已经变成市民农业。形成了不同的两种模式：“激进城市化”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城乡融合的“莱茵模式”。
二、两次生产过剩危机下的农业发展
（一）第一次生产过剩危机与资本下乡造成的农业负外部性
早在年，中国就出现了第一轮生产过剩危机。中国当年正处在产业资本扩张阶段，遭遇生产过剩的本质是产业资本过剩。所以，从年起，城市工商企业要求进入农业，政府适时配套政策就叫“农业产业化”。结果是从城市产业资本过剩，直接演变为商品化程度越高的农业产品越是大量过剩。而基层干部却在地方政府指挥下调结构、强迫农民交出土地向农业产业化进军，结果是农民亏损严重，政府欠债增多。
工商业资本迅速转向农村，属推进大规模产业化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与美国工业生产过剩资本流向农业接着就发生农业过剩的道理一样，中国也是九十年代末工业生产过剩，接着进入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农业也出现相对比较全面的过剩。
资本化农业在世界上都被认为具有多重负外部性，主要有三：一是过剩，二是污染，三是破坏乡土社会稳定。全世界百分之八十的塑料大棚扣在中国，靠大搞设施农业以超采地下水、地表盐碱化为代价，生产了全球67%的蔬菜，人均蔬菜产量多公斤。中国水产养殖量占全球总量的61.7%，生产全球49-51%的猪肉，另外还养着一百多亿鸡鸭等禽类，可见中国养殖业也是世界最大规模。主要农产品只有粮食一项产量占世界的比重与人口比重是一致的，其它的都是过剩的。
（二）第二次生产过剩与农业面临的新趋势
当前，中国遭遇的是第二轮生产过剩危机，而且仍然是“输入型”的。全球需求大幅度下降导致中国从年开始进入第二轮生产过剩。各种资金争相流出实体产业而进入投机领域，从而加快金融资本化，促推房市泡沫化，社会失序和制度成本上升反过来更对实体经济釜底抽薪。这就是今天“加工贸易型”的外资纷纷逃出中国、实体经济大部分不景气的根本原因。
这个时候，城市已经存在工商业资本过剩，中国政府还不得不对冲外部资金的大量流入而客观上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巨大的流动性压力使大小资本都在加速进入金融资本经济阶段，因而短短几年时间金融资本也过剩了。
上世纪90年代之前的资本要素绝对稀缺，但现在大部分区县都已绝对过剩。因而，今天的情况是：中国农业但凡商品化程度高的产品（比如肉菜蛋奶），都出问题；很多产业化龙头企业年年亏损，要靠政府补贴才能维持；倒牛奶、菜烂在地里不收、橘子挂在树上不摘、养猪和种粮大户亏钱等等现象屡见不鲜。生产端超量供给，消费端就超量浪费，一方面能源和原材料大量进口，另一方面政策和企业鼓励各种各样的浪费型消费，而这样的生产与消费模式无法解决我们所面临的食物安全和环境安全等问题。
（三）生态文明要求的是城乡融合而不是城市取代乡村
在金融资本过剩的压力下，中等收入群体的自有资金相对充裕，总量很大。近年来先后被股市和房市的虚拟资本泡沫教训，不愿意再进入此类投机性市场，其中很多人已经自觉下乡去寻找投资和创业机会。于是，各种多功能的市民农业、生态农园，几如雨后春笋。
市民与农民的结合，也带来“互联网+”农村经济的广泛开展。由于互联网经济内生着的公平分享机制，派生出了改善农村基层治理结构的内因。
与此同时，中央政府与时俱进提出重大战略调整，即生态文明理念与民生新政，并同期推出了一系列制度创新。本届中央则把生态文明战略作为国家五大战略之一，年提出建设美丽中国；年提出城镇化战略，同期提出“留住乡愁”和美丽乡村；年新乡贤治理；年配合国家战略调整提出生态文明综合改革，承诺年消除贫困等等。这些均有赖于中产阶级“市民下乡”带动的城乡融合。
三、中国产业化农业的规律约束与农业发展的新趋势
（一）世界农业三板块成因及中国产业化农业的规律约束
根据我们的研究，应该将世界上的农业经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前殖民地国家的大农场农业，即典型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因扩张到北美也称为“盎格鲁-美利坚模式”，还因这个扩张过程过于残暴而被称为“野蛮资本主义”）”。现在很多人缺乏基本的时空概念，主张中国的农业现代化要走美国大农场的道路。但是，大农场农业是因为美洲和澳洲被彻底殖民化，造成资源规模化的客观条件而形成的，主要包括加拿大、美国、巴西、阿根廷、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而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原住民人口大国，亚洲是世界最大的原住民大陆，不具备搞大农场的客观条件。东亚的工业化国家，如日本、韩国都是单一民族的原住民国家，也都没有大农场。东亚的原住民社会不可能与殖民地条件下的大农场农业进行直接竞争，因此，今天我们讲全球化竞争，但农业是不能加入全球竞争的，除非另辟蹊径。
第二类是前殖民主义宗主国的中小农场模式，即以欧盟为代表的“莱茵模式”。因为大量地向外溢出人口，在殖民化之后造成人地关系相对宽松，虽然形成中小农场，但也同样没有跟殖民化大陆的大农场进行竞争的条件。因此，欧洲对农业保护的要求非常强烈，设置了很多非贸易壁垒。
第三类是以未被殖民化的原住民为主的小农经济，即“东亚模式”。东亚小农模式因人地关系高度紧张，因此唯有在国家战略目标之下的政府介入甚至干预，通过对农村人口全覆盖的普惠制的综合性合作社体系来实现社会资源资本化，才能维持“三农”的稳定。
但是，中国本来是东亚原住民国家，又不实行“东亚模式”，而试图效仿殖民化的美澳大农场模式，但在原住民的小农经济资源环境有限的客观条件下，不可能去跟殖民地条件下的大农场竞争。如果不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在农业政策领域以及企业战略上就会犯根本错误。
在目前资本全面过剩的条件下，我们要及时了解世界范围内的农业企业都在做什么改变，他们大都在强调改变过去的市场化发展模式，正在向综合化、社会化和生态化这一新的方向演进。这恐怕是解决中国农业问题的出路所在，需要我们给予足够的重视。
（二）世界正在起变化：农业发展从1.0到4.0的升级转型
新世纪之初，随着经济基础领域一系列广泛而深刻的变革，中国正经历着由小资主体社会向中资主导社会的巨大转型。突出表现为城乡二元结构之下的两大社会阶层的崛起——中产阶层和新工人群体。
哪怕是对数据没印象的人也应该知道，中国已经产生了全球最大规模的中产阶级人口，占总人口近三成，比美国和欧洲的中产阶级人口加总还要多。对于农村发展来说，这个群体是多面性的。从积极角度看，世界中产阶级的共性是既重视食品安全，又热衷资源环境保护和历史文化传承。而中国的中等收入者更是新时期愿意下乡进村、兴利除弊、促进城乡融合的社会群体。
近年兴起的“市民下乡”、“农业进城”等民间自发的城乡之间的双向互动不同于政府助力的资本下乡，大致还是良性的。下得去的条件是“搭便车”。因为这些年国家投资的新农村建设已经在农村基本上完成了“五通”，98%以上的行政村通了路、电、水、宽带和电话，个别有条件的村又开展了“四化三清一气”和“四清四改四建”。这意味着乡村发展中小企业的基础设施条件具备，恰好把一个城市的中产阶级能够与村民之间共同参与的社会资源开发出来，这就有了农业1.0向4.0演化的条件。
世界万年农业文明史上，农业从来不是“产业”而是人类与自然界有机结合的生存文化。因殖民化产生的“盎格鲁-萨克逊模式”，只有在殖民化和奴隶制的条件下，才能将农业作为“第一产业”，而且这种农业1.0版只是作为现代化的基本形态，其实质主要还是通过土地规模化获取更多绝对地租，借以形成剩余价值，为工业化提供原始积累。由此，尽管美国的农业占GDP的比重不足2%，却因其粮食产量足以影响全球粮食价格而在21世纪金融资本虚拟扩张阶段引申出另一个“农业1.0+农业3.0”的路径：立足于殖民化大农场，就有了“农业金融化”的方向，从年代新自由主义问世以来，历经20年的战略调整，美国农业跨国企业的收益早就不再以农业为主了，而是以金融投资收益为主。
那么，2.0版农业现代化意味着什么？在产业资本阶段意味着用工业的生产方式改造农业，通常也叫做设施化、工厂化农业。二产化的农业应该叫农业2.0版的现代化。但这个农业2.0不仅在大多数国家面临亏损，而且在欧洲和日本，二产化农业因严重污染，造成对资源环境的严重破坏，因而正处在退出阶段。中国现在强调的农业产业化，很大部分的内容是指农业二产化。二产化农业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生产过剩。
因此，已经进入农业的企业要注意培育非农领域的3.0版或称三产化农业的相关业务。如果只在农业领域发展，很难以现有的资源条件和现有的价格环境产生收益。何况，农业二产化并不是必然的，像北美、澳洲的农业就都是靠天然资源维持农业1.0的一产化，并不进入二产化，而是直接由1.0+3.0进入金融化。而欧盟、日韩则是2.0+3.0版的现代化，以设施农业为主的同时允许合作社开展包括三产在内的多元化经济。
农业3.0版，是我们多年来提倡的以综合性农协为载体的三产化农业。因为三产的单位面积收益率一般都高于二产；由此而使农民得到三产化对劳动力和农村资源的“再定价”收益。比如，养生农业就会把空气、水、林木绿化等环境因素再定价，农家乐也会使被外部劳动力市场排斥的农村中老年妇女得到高于农业就业的收益。
但第三产业的主要部门——金融、保险、流通等，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就都被金融资本和商业资本控制，如果不采取日本综合农协为主的“东亚模式”，第三产业跟农业的结合就只能是旅游、养生、景观这些资源业态，所产生的综合收益不会很高。因此，靠3.0版的农业三产化来解决“三农”问题，农民得到的好处并不很大。
农业4.0版是我们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提出的，现定为“社会化生态农业”。传统社会、特别是亚洲这种原住民社会，农业从一万年前开始的时候就是多样化的原生农业；当代强调可持续发展，也应该是农业3.0+4.0构成有机结合的社会化生态农业体系。一方面在手段上要借助互联网+，另一方面在理念上要更强调社会化的、城乡合作互动的、生态化的农业。当然，“市民下乡，农业进城”越普遍，农业体现出中央倡导的生态文明战略的内容就越多，这是下一步农业3.0版和农业4.0版要考虑的问题。
农业4.0版确实需要与“互联网+”密切结合，使用互联网+本地化的题材、景观、本地化的标志、休闲旅游等，更大程度是要借助城乡融合的新趋势，利用互联网内在体现的各阶层公平参与，实现市民与农民都能够广泛参与的“社会化生态农业”，而社会化生态农业本身又是中华文明传承之载体。这当然是个挑战，中国只有下功夫清理在百年激进现代化之中已经形成的各种阻碍，才能有应对挑战的自觉性。（本文原作者：温铁军、张俊娜、罗士轩；草根智库改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