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令鹏，80后，睦邻文学奖评委，深圳青年文学评论家。曾获第二届全国青年产业工人文学大奖文学评论奖，首届深圳原创诗歌大赛金奖。文学批评作品在《文学报》《文艺报》《大家》《创作与评论》《星星诗歌理论》《小说评论》及人民网、新华网等发表。另有作品收录《文学报》主编的《新批评文丛》；《文艺报》社主编的《聚焦文学新力量——当代中国青年作家创作实力展》等。

▍新城市的文学语言

深圳是一座新城市，这里常常诞生新潮的技术，涌现新鲜的事物，讲述着新颖的故事，为中国故事增添光彩。深圳这座神奇的城市，它的文学该是一种新的文学，或者说，深圳是最能创作“新”文学的城市。所以人们对深圳文学一直抱有极大的期待，一直希望读到让人耳目一新的深圳文学作品。

什么是“新”的文学？说实话，作为一个深圳文学观察者和评论者，到目前为止，我知道的还不是很多。对深圳新文学的认识，有赖于纵横两个方面进行比较，有赖于众多深圳写作者的共同努力。没有文本，没有言说，再多“新”的阐述都是软弱的。然而，除了少量“新”的题材，深圳文学似乎仍旧笼罩着“旧”文学的阴影，旧的语言，旧的结构，旧的思想，旧的情感，甚至连经验都是旧的，一直以来都是这样。这或许也是中国文学的缩影，西方18、19世纪的新文学，译介到中国20、21世纪来，仍旧成为新文学，作家们争相效仿，以为牛耳。在全球化、信息化的今天，在毗邻港澳的年轻城市，在日新月异的创新城市，在排头兵试验田对外开放前沿阵地深圳，这种现象不应成为文学的新常态。

著名作家邓一光在《当我们谈论深圳文学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邓一光：《当我们谈论深圳文学的时候，我们在谈论什么？》，原载《山花》,年第3期]一文中，认为深圳的书写者和内地的书写者相比至少要多做一件事，即回答自己与生活着的这座城市之间的关系，以及自己在这座城市里究竟能写什么和怎么写这样一些问题。深圳的写作者遭遇着史无前例的对旧有经验的难舍难分和对新鲜经验的恐惧茫然，必然出现对个体传统经验的寄生，对现实生活的质疑，游移和拒绝。我认为邓一光的观点不失偏颇。但现实可能令我们更加不安，深圳文学大量传统经验，确实太传统，无论是作为写作方式的传统经验，还是个人认知的传统经验，均未对新经验形成强劲的推动作用，常常陷在传统叙事模式的泥潭中，难以自拔或安然自得。深圳文学的新经验，却大都不新，缺乏对现实处境下人们真实内心感受及灵魂的高度凝练，对新的希望、新的温暖、新的恐惧、新的焦虑、新的孤独、新的迷茫挖掘得不够，因而那些新经验未能反哺旧经验。许多作品和作家既缺乏对现实生活的质疑，当然也未过分地拒绝——而是游移，浮于浅表的游移，对人们内心及灵魂做“理所当然”地“实验解剖”，或“经验地推理判断”，形成看起来是“为他”的文学。显然，这种情境下创作的，更多的是“为自己”的文学。我们迫切需要回答：什么是“深圳”？什么是“自己”？“自己”在“深圳”这座城市中存在吗？

深圳这座开放、包容、创新的新城市，文学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作家还在努力，还在长个子，还在路上，因而，他们还未深刻反思与这座城市发生的种种关系，还来不及作更多的“言说”，常常忽视隐蔽在日常生活背后的一种秩序，一种话语，一种被普遍语言诱导的思维，如同一只只徘徊在城市上空的那些黑色的飞鸟。这些“时刻准备着”的黑鸟更擅于隐藏到乌云的背后，或干脆伪装成乌云，笼罩在人们头顶。文学语言的拿手好戏，就是巧妙地艺术地拆穿这些乌云，用当代最杰出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乔治·斯坦纳的话说就是“新生的语词从个体意识活跃的黑暗中提升到集体的光明中来。”所以，深圳写作者，只要热爱文学，试图从文学的宝矿中获得生命的亲证，那么即便生存压力山大，即便只有丝毫的喘息机会，也应在喘息的空隙中，深深打量那些不易觉察的黑鸟。

显然，这需要语言。那么，深圳的语言是什么样的？谁在用这种语言？对谁说话？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先让我引用乔治·斯坦纳《空洞的奇迹（）》一文[乔治·斯坦纳：《语言与沉默:论语言、文学与非人道》，上海人民出版社，年，第页。]中的两段话：

“语言是有生命的生物体。虽然极为复杂，但仍然是有机体。语言自身就有一种生命力，一种特殊的吸收和成长的力量。但是，语言也会衰败，也会死亡。”

“有许多方式表明语言体内有了腐蚀肌体的病菌。原本灵活的精神行动变成机械僵化的习惯（如死隐喻、陈腐比喻、口号）。词汇变得更长，语义变得更加含混。修辞替代了文采。行话代替了精确的通用表达。外来词或借用词不再被吸收进入本土语言的血脉。它们被生吞活剥，依然保持其外来入侵者的身份。”

斯坦纳所说的德国语言，虽与深圳语言没有可比性，但在语言与个人、时代、历史之间的相互关系中，他的“语言说”同样适用于深圳这座城市。两者时空完全不同，语境自然迥异，但语言在城市或国家的遭遇，却遥相呼应。毫无疑问，作为一座市场经济发达的城市，深圳由于地缘的禀赋，远离了北京、上海、广州等政治中心，政治语言在文学领域的表达先天不具备优势。究其原因，是城市的大多数主体不买账，这座城市年轻人的头脑中没有太多意识形态的概念，对于政治，他们最好的方式是选择无视，让那些语言放任自流，自说自话，这样一来，政治语言在传统上具有的中心语言的优势自然瓦解，逐步成为边缘语言。

作为城市存在的理由，深圳有着自己的普遍语言——我把它称之为“市场语言”。关于市场语言，我们可以从《红楼梦》中获得最具艺术性的映照。宁国府里那本“经济账簿”，记录着各种赤裸或隐秘的经济利益链条；大观园里女人们的生存状态、人生命运，无不与那张“身份证”或“身契”紧密相连；“地契”“权契”决定着四大家族的盛衰荣枯——曹雪芹八十回的恢宏叙事，取其要害，是把隐密的市场语言及其机制，与其它语言水乳交融地呈现出来，如底层语言、封建语言、市侩语言、政治语言、艺术语言等。通过这些语言，把凛然的命运悲歌与残酷的“语言战争”融入到这部伟大的作品当中。它所揭示的经验并没有随时光流逝而显得陈腐老旧，反而成为两个世纪后中国文学新经验的源泉。

深圳文学可以从中寻找到共通共鸣之处。深圳是中国市场经济最为发达的城市之一，自开埠迄今，“市场”就如影随形，它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创造着深圳奇迹，演绎着中国城市崛起的神话。深圳文学的市场语言的基因就源自于此。一是作为一座在短短30多年建立起来的新城市，市场经济从无到有，从动荡起伏到循环修复，从区域繁荣到与世界接轨，深圳文学的语言自然脱胎于“市场经济”的母体，它讲述的故事也与市场经济息息相关；二是作为新兴的移民城市，虽然深圳作家基本都是移民作家，但自从踏入深圳的那一天起，他们就从内心接受相对公平公正的市场化竞争，承认在一座平等包容的城市中，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付出（即有效的供给），创造价值（市场的需求），从而改变自己的生活；三是在深圳生活工作的作家，大都是业余作家，从事着文学之外的各种职业以获得生存，进一步说，大家都生活一种没有体制供养，没有背景和靠山的优胜劣汰的环境中，在这种环境下创作的文学作品，总是存在“市场的作用配置资源”的影子。

▍市场语言对应下的深圳文学

据前文所述，作为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城市，深圳最擅长运用市场语言，市场理念、市场规律、市场原则、市场作用、市场行为等成为人与人、人与社会交流时最自然的“表情”，而且基本不用背负任何道德情操。大部分人的生活，都被市场这只“无形之手”抚摸，进行交易、雇佣、合作等等，从而再也不怀疑人与人之间的“市场关系”。

我们以深圳的雇佣关系来观察这种市场语言的肌理。深圳的雇佣关系大致有三种，紧雇佣，松雇佣和自雇佣。紧雇佣是指雇佣关系的紧密、紧固与紧张，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以及依附于这些机构的次生机构，即属于紧雇佣关系。上级与下属、命令与服从、体制与机制、级别工资与国家福利、工作关系与社会关系等等相互交叉，构成这种相互之间虽然紧密，但又疏远，虽是上下级但彼此存活于同一张无形之网当中。紧雇佣关系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其具体深刻的背景本文并不详细讨论。按理说，深圳的前沿、试验、开放与包容，应该会形成区别于北京、天津、重庆、上海等内地城市的紧雇佣关系，至少应该独具特色。但实际看来，这座经济繁荣，创新活跃，外来人口尤其是年轻人为主的移民城市，它的紧雇佣关系依然不甘示弱。

松雇佣，概括地讲，是与紧雇佣相对应的一种雇佣关系，显然，非公有制企业、私营企业以及可以相对自由邀约或解约的雇佣，都属于松雇佣。90年代大量打工仔，都是“打完东家打西家”，雇佣常常延续到“下一站”[第一代打工文学作家张伟明的代表作《下一站》，讲述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打工仔不稳定的打工生涯。]。

自雇佣则是可以自我主导的雇佣关系，如自由职业者、志愿者及当下流行的“创客”等，与前两种雇佣关系相比，自雇佣是唯一能标识深圳城市特质的一种关系，同时深圳亦可能是自雇佣关系最早形成的城市之一。作为设计之都，深圳的设计界，包括视觉、平面、建筑、软件、动漫等，大量自雇佣关系以独立设计师、独立工作室的名义存在。还有就是自由证券从业人员与大型保险公司人员，他们很大程度主导着自己与“证券市场”或保险公司的雇佣关系，看似非常自由，实际上，这种自由是以牺牲确定的前景为前提的。所以，他们最高的寄托，便是财富的神话与梦想。当然，现在出现一种新的自雇佣关系群体，就是社会组织及公益组织成员，他们的终极目标是推动社会进步，体现慈善关爱的社会新风，实现个人价值。

文学来源于生活，语言是生活的深刻反映。大致梳理以上三种雇佣关系，对照深圳30多年的文学历程，我们发现，深圳的文学语言大多数时候都并不全面，也不深刻。

首先，深圳的文学语言还没有深入到紧雇佣关系当中，紧雇佣关系仍然存活于森严的围城当中。在人们的印象当中，它更多地出现北京、重庆和上海等内地大城市，如王跃文的《国画》、周梅森的《国家利益》、王晓方的《驻京办主任》、黄晓阳的《二号首长》等响誉全国的作品。纵观深圳30多年的文学，却鲜有这方面的重要叙事作品，紧雇佣的公务系统不曾有文学语言的一席之地，一些优秀作家反而掉转进入公务系统，日复一日地消磨着文学语言；也有一些作家本来钳制在紧雇佣关系中，但仍操持着并不自由、不新颖、不劲道的文学语言。

其次，21世纪以来，自雇佣关系在深圳遍地开花，而且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于社会价值、个人价值、精神价值，以及彰显一种良好的生活方式，都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但这部分语言没有获得完全的生命力，自雇佣群体的语言仍处于劣势。自雇佣的关系，是语言生命力最旺盛的天然的土壤。米兰·昆德拉、卡尔维诺、奈保尔等伟大作家都是建立在各种自雇佣关系之上，用艺术家、探险家、自由撰稿人等群体的语言极大地丰富了文学语言。作为一座开放度较高的城市，深圳这一群体的语言，也是最有可能弥补其它两种雇佣关系下的语言的缺憾，他可以补充，可以对抗，可以平衡，更可以超越深圳的当前流行的市场语言。现实是，深圳虚构或非虚构叙事在这一语言的体现几乎空白，深圳文学似乎历来不携带自雇佣关系的语言基因，两者似乎绝缘。

再者，深圳的社会组织走在全国的前列。社会组织及公益组织，由于他们通常以集体的名义，朝向整体的价值取向，他们的语言多为集体语言。这种独特的语言目前来看，一致性高、协调性高、内生力强，就历史时间来看，也并不太长，只是近10年的事情，所以在社会当中，正能量为主，形象积极，没有什么负面色彩。然而，纵使是社会组织，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城市，连市场语言都不讲，并不是一件好事。文学至少应保持警惕，观察并剖析集体意识中的个体差别，这是语言的天职。

最后，我们还要讨论一下深圳文学语言中最为活跃的松雇佣关系的典型阵地——工厂和企业。因为深圳最初是一座制造业为主的城市，从改革开放开始，社会语言与文学语言就聚焦与此对应的空间和关系，从“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等一些至今为人们流传的口号或观念便可窥见一斑。在文学领域，打工文学曾经一度作为深圳代表性文学样式，在全国引起广泛影响。打工文学，大部分解释并延伸的是松雇佣关系，曾几何时，松雇佣关系的一方——打工仔与打工妹占据着强有力的文学语言，他们把苦难、伤痛甚至命运悲歌，极力推向另一方——雇主，不断在文学中呐喊、控诉、讨伐，试图借助文学语言的力量，揭露社会的不公，引起公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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