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牧系清华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

思客：现在我们在享受城市发展成果的同时，“城市病”也在困扰着很多人，您认为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袁牧：从规划角度来理解城市病是非常好理解的，欧洲在十九世纪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中，也有过和我们一样的问题，用了很长时间来解决。

　　所谓的“城市病”，是在快速城市化的过程当中，首先进行了“物”的城市化，也就是说做了城市化的空间准备、产业准备和人口的集聚。实际上这种人口集聚和产业准备无论是对环境，还是对城市品质、城市生活、城市公共服务都会带来非常大的冲击。我们在过去三十年“物”的城镇化当中，从政策角度没有过多地考虑人的因素，而更多考虑的是“物”的因素。因此，中央也在未来的城镇化要求中提出了对于“人”的要求，要以人为本，但是具体怎样以人为本，还是目前大家讨论的问题。

　　另外，应该如何看待城市市民，也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我们过去认为拥有城市户口才叫城市市民，可是如今我们有大量没拿到城市户口的人同样生活在城市，同样需要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如果城市无法提供，那这就是一种城市病。这种情况下，这些人以什么样的方式成为真正的市民，是未来城市化当中应当 　　“城市病”的解决涉及到城市公共资源配置，以及如何服务每个城市市民的问题。在这个层面上，决策变得极为重要。我们该形成什么样的城市决策体系，市民在其中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这又涉及到公民参与的问题。我认为，未来的城镇化应当是政府、市民与市场三方在达成了共同的城市价值认识的情况下，共同制定、实施公共政策的过程。

　　任何一个城市的城市问题都不是自己能独立解决的。我认为，我们的城市群应当在一定程度上突破现有的城市壁垒，形成一系列的区域政策和区域共识。例如北京的污染问题，它不仅仅是北京独立造成的，污染的解决需要更大范围的区域协调才行。

　　老城发展要寻找新动力、激发城市活力

　　思客：随着城市的发展，新城正在一步步扩张，而老城区也出现了一系列难点问题。在新的城市规划中，上海、广州都是在原有老城区的基础上进行建设的，您觉得在老城的建设中我们要注意哪些问题？

　　袁牧：这是一个关于存量和增量的问题。我们过去强调发展城市新城，而未来的发展则更多 　　当然，老城作为城市发展的精神内核，也是新的城市规划重点要考虑的问题，这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要解决老城的宜居性问题。目前中国城市的老城，更多是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建成的，并没有太多的历史遗存，而这半个世纪的快速建设，实际上是基于一些并不宜居的思想理念和城市发展思路，例如街道的划分、城市功能区的划分等。

　　有的人认为老城就应该复古，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说法。因为古代的城市代表的是古代的生活方式，而我们现在的城市拥有了新的生活方式，因此这样的体系是无法套用到现在的。

　　第二，要解决老城的发展动力问题，要解决如何让老城发挥出自身的价值，让在老城生活的人能够发展的问题。即使是老城也应当有自己的产业，我们现在说老城不能搞工业，那么不做工业我们可不可以发展第三产业或者别的？在未来的城市发展中，每个城市都应该解答这个问题。

　　第三，要解决老城城市活力的问题。一个城市的活力在于它的复杂与混合，过去的老城是能做到这一点的，未来的老城通过不断的更新，它的复杂性和混合性会被消灭，原有的活力就会慢慢的消失。

　　未来的宜居城市是什么样子？

　　思客：城市是否宜居已经成为人口流动的一大因素，您觉得一座城市有哪些好的因素可以留住人？

　　袁牧：首先，一个好的城市要有好的政策，要善待所有居民。因为每个市民无论贫富，无论男女，都是这个城市建设的一份子。

　　第二，一个好的城市要有开放性和包容性，只有这样，人们才会有更大的空间从事自己所希望从事的职业，才能够生活在自己所期望的氛围之中，拥有自己所应该拥有的生活。

　　第三，一个好的城市应当是一个多元并存的城市。不同的生活形态、文化形态、产业形态可以并存，这样这座城市才能有更大的兼容性，才会有更长远的发展前景。当一个城市只被某一样特质所充斥的时候，这种城市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是单调的，未来的发展也有可能充满了变数。

　　最后，一个好的城市应当提供充足的、良好的、完备的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政府对于这一点是有责任的，而且还要做到有预见性，不能朝令夕改。（内容来自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