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杰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一、重新和准确认识中国现阶段所处的工业化发展阶段
第一，当前，对中国工业发展阶段所持有的一种观点是，中国的多数地区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发展阶段，中国整体上可能已经处于后工业化时代，进入以服务业为主导的特定发展阶段。然而，我们认为，这种说法或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可能只是一种误判。一个基本事实是，虽然中国在局部地区，某些层面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发展阶段，然而，从总体来看，实质上中国并非处于所谓的后工业时代，并未完成工业化的发展阶段，仍然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由低端化向高端化发展的重要阶段，中国的新型工业化时代刚刚拉开序幕。因此，客观事实是，工业的高端化发展以及新型工业化发展，必将成为维持中国今后经济增长新动力的核心来源。
年，中国制造业产值占全球制造业的19.8%，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制造业大国，到年中国已经连续6年保持全球第一大制造业国家地位。韩国贸易协会国际贸易研究院年发布的报告显示，在年的“全球出口市场占有率第一产品数量”的世界排名上，中国以种产品数位居第一。从这些数据来看，容易引发的一个乐观判断是，中国似乎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发展阶段。然而，无论是从传统制造业还是高新技术产业或战略性新兴产业来看，中国的制造业均面临不可忽略的发展困局乃至发展危机。年《财富》发布的世界强企业排行榜单显示，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大陆的制造业企业占总入榜企业比重偏低，只有34.9%。从年开始，制造业企业占总入榜企业比重呈现不断下降趋势，在4年之间降低1.4个百分点。而像韩国、德国、日本等已经完成了工业化的国家，这一比重分别为53.3%、42.9%、40.4%，远远高于中国。甚至服务业高度发达的美国，都达到了35.1%。更为严重的是，年上榜的中国36家制造业企业平均净利润水平明显低于其它国家，只有美国的1/5、韩国的1/4、德国的1/3。美国、日本、韩国等上榜的制造业企业基本都分布在电子、互联网、现代制造等高科技领域，而中国上榜的制造业企业主要分布在资源、能源密集领域。以上事实深刻反映出的是，中国的工业发展水平整体仍然处于低端状态的客观事实。同时，其也反映出中国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实质上已经处于一个相对弱化态势的基本事实，反映出中国只是凭借粗放型的规模扩张模式实现了工业化的低端阶段，而并没有依靠创新密集型的集约型发展模式进入工业化的高端阶段。
第二，正确认清中国现阶段经济增长新动力的来源主要还得依靠工业部门，而非孤立地依靠第三产业，这既表现为工业部门中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持续扩张和壮大，也表现为工业部门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对第三产业的支撑作用，尤其表现为金融体系和实体经济部门的融合式发展，而非不相兼容式的各自孤立增长。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份额由年的41.40%逐步上升到年的50.50%，十年期间稳步上升了9.10个百分点，这就容易产生的一个认识误区是，鉴于中国产业结构中服务业所占GDP比重已过半的重大事实，中国现阶段段经济增长新动力的来源已经由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第三产业已经替代第二产业中的工业企业部门，成为支撑中国今后经济增长最为主要的动力来源。然而，我们发现，驱动第三产业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只是金融业和房地产业这两大部门。金融业的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由年的9.94%上升到年的16.83%，十年间增长了6.89个百分点，房地产业的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由年的10.82%上升到年的12.09%，十年间增长了6.89个百分点。而其他部门增加值占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重均呈现停滞或显著下降态势。中国这种以金融业和房地产行业的急剧膨胀式增长为主要特征的第三产业规模扩张模式，本质上并不能反映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特征，也不能将其作为中国进入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后工业化发展阶段的核心标志。相反，其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的是与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的内在需求相脱离的金融业的孤立扩张和金融业的泡沫化现象、金融部门和实体经济部门之间的不兼容效应，甚至反映出处于垄断地位的金融部门针对实体经济部门的“掠夺”效应。而且，其也反映出的是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对房地产行业的依赖、中国房地产行业和金融业相互支撑式的发展模式的形成和固化。此外，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房地产行业对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的挤出效应。
二、工业高端化及其所带来的高质量投资决定了中国经济新动力的源泉
第一，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持续扩张和壮大，这是决定维持中国今后经济中高速增长的高质量投资核心来源，同时，这就决定了中国今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还必将依靠投资驱动型的增长模式。与以往的传统投资驱动型增长模式所不同，这种新型的高质量投资驱动增长模式，集中表现为以促进生产率提升和经济发展质量为中心的新型发展模式的形成。
随着中产阶段的快速扩张以及由此带来需求侧中消费者需求的升级换代，迫切需要中国供给侧中的本土企业通过强化产品质量、提升产品设计和品牌建设能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以及构建精益制造生态体系，来满足中国国内消费者持续扩张和升级的高端需求。然而，从中国的当前现实来看，中国供给侧的生产部门中多数本土企业的各种高端生产能力，却严重滞后于需求侧中消费者需求的升级换代的现实需求，导致中国本土的高端需求完全外溢到对国外高质量、高端产品的需求，无法对中国国内的供给侧的高端化发展形成有效支撑。为了对接和满足中国国内需求侧所发生的这些重要性变化或者说根本性变化，这就必然会倒逼中国供给侧面的本土企业，通过强化产品质量、提升产品设计和品牌建设能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以及构建精益制造生态体系，通过促发“资本替代劳动”、“技术替代劳动”以及“机器替代劳动”等形态的高质量投资，来发展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创新密集型以及人力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模式。这种情形之下，无论是从促进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还是激励高新技术产业或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持续扩张和壮大，均需要市场和政府相结合形态的高质量新投资来推动和实现。很显然，与以往传统的以投资数量和规模扩张为主的粗放型增长模式所不同，这种以高端工业化和新型工业化为主的高质量投资增长模式的形成，新经济结构的塑造又会激发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提升，从而最终导致以工业部门生产率可持续增长为内核的经济增长。
第二，以工业部门生产率提升为主的经济新动力机制的形成，不仅决定了中国今后劳动者工资水平的增长空间，最终也决定了中国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内需驱动发展模式的加快形成。
对于当前制约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和生产率提升空间的核心因素来看，不仅仅在于供给侧方面所面临的多重结构性问题，而且，也与需求侧的有效需求仍然相对不足密切相关。最为显著的证据是，中国人口调查数据显示，年全国有20%的低收入家庭户人均收入不到元每月，还有20%的中低收入家庭户人均收入不到元每月，这两个群体人口高达5.5亿人。按照我们的理解和分析，在这种情形之下，中国工业部门由低端向高端的转化，将会通过供给侧进一步影响到需求侧，影响乃至决定中国今后劳动者收入的提升空间以及内需驱动发展模式的形成。一方面，劳动者的收入增长水平必然最终受制于微观企业劳动生产率或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水平的基本事实下，只有生产率的持续增长才能为中国今后劳动者工资水平的增长奠定基础，决定劳动者工资收入水平的增长幅度和空间；另一方面，以促进生产率提升为主的高质量投资活动，也决定了中国的微观生产部门能够创造高技能和高收入水平工作岗位数量的基本能力，因此，迅速增加的高质量投资活动必然会为中国创造更多的高技能和高收入水平工作岗位。这两种作用机制的叠加效应，会进一步促使中国本土消费需求结构的升级以及中产阶层的扩张所带来的高端需求加速扩大，而这又会通过“需求引致投资”以及“需求引致创新”机制的作用渠道，加快中国投资驱动发展模式和创新驱动发展模式的形成，从而加快中国内需驱动发展模式的形成。
三、工业部门出口优势的重塑仍是中国经济新动力的重要来源
随着深入开放战略和“一带一路”战略的持续推进，依靠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一方面，这将通过降成本和补短板途径，降低中国出口企业的综合生产成本，重塑中国传统产业的出口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将引导中国的出口企业由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向高端环节转移升级，这也将构成中国今后维持经济中高速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新动力来源之一。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出口国，虽然近年来出口对中国GDP增速的贡献为负，但是，随着深入开放战略和“一带一路”战略的持续推进，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可以预期的是，中国工业部门的全面转型升级，必然逐步会带来制造业出口优势和出口结构的转型升级，进而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乃至重塑制造业出口部门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动力机制。
一方面，要高度重视维持传统产业的出口对中国当前经济增长动力支撑的重要作用。从中国当前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国内外约束条件来看，要情形认识到的是，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传统制造业以及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仍然是维持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基础性力量。得出这种判断的依据是：从外部环境来看，虽然全球贸易投资一体化正在发生的区域性碎片化，由此可能引发全球贸易的大停滞以及全球化贸易投资体系面临的重构，这对中国做强传统产业，既是挑战，也是转型升级机遇期。中国当前新常态下的核心问题是，由于中国多种因素的变化导致中国多数传统优势产业的既有优势发生了问题，但全球对传统产品的世界需求仍然存在，这决定了中国传统产业在全球市场仍然具有生存和发展空间，决定了经过转型升级改造后的中国传统产业，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还是经济增长动力支撑的客观事实。另一方面，随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将引导中国的出口企业由全球价值链的低端环节向高端环节转移升级，一方面，这将引发中国制造业出口部门的生产率持续提升，激励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促使中国出口国内附加值的提升，加快中国制造业出口部门工人工资的增加；另一方面，这将引导中国生产装备制造业的发展，进而进一步拉动高技术、高收入就业岗位的创造，这也将构成中国今后维持经济中高速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新动力来源之一。
四、中国的各项重大发展战略最终必须落实到与工业高端化的结合
新型城镇化、“互联网+”、金融体制大改革、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这些国家战略的推进，其立足点均应立足于工业部门的生产率促进方面，落实在工业部门的高端化促进方面。这些战略的实施效果，最终应该体现为是否促进了与工业部门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的深度融合发展模式的形成。
从中国正在积极推进的新型城镇化、“互联网+”、金融体制大改革、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这些重要国家发展战略的实施效果来看，正在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异行为以及扭曲效应。这集中体现在新型城镇化、互联网+、金融体制大改革、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这些国家战略，与工业部门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的可持续发展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相脱离现象乃至特定领域的泡沫化趋势。这具体表现在：
第一，城镇化与实体经济部门的相脱离现象。从中国的现实状况来看，不少地方的城镇化发展，既发生了城镇化规模扩张，房地产发展与人的基本需求相脱节，与产业支撑相脱节的突出现象，也出现了房地产泡沫和相关产业的产能过剩现象，这导致中国当前的城镇化未必能够对工业部门的生产率提升和可持续发展形成有效的支撑作用。
第二，“互联网+”与实体经济部门的相脱离现象。一方面，“互联网+”可能造成产业间的替代效应，最为突出的是造成物流产业对商贸服务业等实体经济部门的替代效应，而物流产业相对是劳动密集型的产业，其劳动生产率相对较低，因此，“互联网+”兴起催生的物流产业规模的迅速粗放型扩张，这就可能会对一国的生产率造成负向的拉动效应；另一方面，中国的经验表明，“互联网+”会催生互联网金融的迅速发展，在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金融监管制度发展的滞后以及专业监管经验和人才的相对不足，很容易导致互联网金融迅速发展成为脱离和掠夺实体经济部门的金融泡沫现象，成为金融欺诈行为和庞氏骗局的策源地，诱使局部乃至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爆发，最终对一国的生产率和经济增长造成负向冲击效应。
第三，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的不相兼容现象。现阶段，中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和实体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的转型升级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与中国当前的金融体系出现了相脱节和不兼容现象缺的突出现象。中国的金融体系虽然经历过多轮的市场化改革以及现代商业银行治理机制的改革，然而，仍然存在典型的金融压制体制特征，使得金融体系与中国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存在显著的不相兼容性。
第四，创新研发投入与实体经济的不兼容现象。一方面，由于产学研之间传导机制长期性的制度性梗阻，导致中国的不少创新研发活动和成果，并不能很好地渗透到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造成创新研发活动可能无法有效形成对整体生产率提升的促进效应；另一方面，中国各级政府当前大量实施的以运用财政资金为主的创新补贴政策以及专利扶持政策，并没有促进有限的政府创新扶持补贴资金渗透到那些具有创新需求的产业或企业主体部门。因此，中国当前正在积极推进的新型城镇化、“互联网+”、金融体制大改革、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这些国家发展战略，其立足点应该立足于促进工业部门的生产率提升方面，落实在能否有效促进工业部门的高端化发展方面。这些战略的实施效果，最终应该体现为是否促进了与工业部门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的深度融合发展模式的形成。
文章来源：光明网
白癜风有什么好办法北京白癜风治疗哪家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