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中介组织的数量迅猛增加，产业绩效却一直不尽如人意，尤其是缺乏诚信，“黑中介”一度沦为中介机构的代名词。由于中介组织与客户构成双重委托—代理关系，即使在发达国家，个别中介组织也会相继做出违规行为（Clerides，；Michael，）。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作为转型经济体，我国的市场中介组织的不规范问题涉及整个行业，具有普遍性和持续性。对这一现象，现有研究的解释主要有三方面：（1）管理体制缺位论，这是我国政府采取“先发展，后管理；先繁荣，后规范”的策略的产物（郭国庆等，）；（2）需求低质论，强调政府对中介服务的低质需求刚性，削弱了规范市场中介组织的制度约束（(张展，）；（3）市场结构论，强调我国当前的中介组织行业呈高度分散的状态，偏离了有效率的寡头垄断市场结构。针对这些解释，陈艳莹、夏一平（）认为它们各有其局限，没有从根本上揭示市场中介组织行为异化的形成机理。陈艳莹、夏一平（）从社会网络视角出发，认为当前我国市场中介行业的乱象其实是短期化经营策略的外部表现，而短期化经营策略内生于中介组织与政府联结的社会关系网络。以下是对陈艳莹、夏一平（）的研究成果（《社会网络与市场中介组织行为异化》，载《中国工业经济》年第11期）的介绍。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综观既有研究，用管理体制缺位论无法解释近几年政府加强对中介组织的管理后，不规范现象仍普遍存在；低质需求论只适用于审计、评估等准公务性质的鉴证类中介服务，难以解释房地产中介、咨询、代理等高度市场化的中介组织发展中的不规范现象；市场结构论强调过度竞争引发了中介机构恶性的竞争，忽视了当前最为棘手的中介机构诚信缺失问题，而且分散的市场结构未必就比集中的市场结构效率低。这就表明，在管理体制、需求和市场结构等因素之外，还有其他因素制约我国市场中介组织的规范和发展。
市场中介组织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企业，因而可用企业理论解释这个问题。但主流企业理论假定企业只处于以市场为核心的经济舞台，忽略了企业嵌入的社会网络对企业行为的影响，由此招致了“社会化不足”的批评。社会网络主要通过两种途径影响企业行为：（1）信息传递机制，企业可在市场交易、参与竞争以及其他正规渠道之外获取额外信息；（2）资源提供机制，主流经济学通常假定企业通过要素市场获得生产所需的各种资源。但实际上，建立在亲情、友情、政治等关系纽带基础上的社会网络也是企业获得资金、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资源的重要通道。
经济个体对社会网络的嵌入通常分为被动的结构性嵌入和主动的关系性嵌入两种。信息传递机制属于结构性嵌入，而资源获取机制则属于关系性嵌入。无论哪一种形式的嵌入，对单个企业来说，有效利用社会网络都能够提高其自身的绩效。但也有特殊情况，以获取资源为目的的关系性嵌入可能导致的企业行为的短期化，这是因为相对于正规的要素市场，社会网络的资源提供功能带有很大的随机性，往往也是不可持续的（(陈伟鸿，；李锦玲等，)。当企业将社会网络作为获取资源的主要途径时，企业目标的短期化扭曲就会使其行为也趋于短期化（刘峰、茅宁，）。转轨经济中的很多不规范现象都源于企业行为的短期化，我国的中介服务业就是一个典型。我国要素市场的低度市场化和中介服务与政府的密切关联使得中介组织在获取资源方面高度依赖社会网络。这必然会导致中介组织行为出现短期化扭曲，从而引发各种不规范现象。
本文基于关系性嵌入理论，结合我国实际，提出以下两个假说：
H1：市场中介组织在获取常规生产要素方面对社会网络的依赖程度越高，其行为的短期化倾向越高。
H2：市场中介组织在获取政府关系这种特殊资源方面对社会网络的依赖程度越高，其行为的短期化倾向越高。
二、数据处理与建模
1.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考虑到我国中介组织在行为方面同质性较高，本文选取了中介服务业的行业数据。鉴于在我国现有的产业分类中，并没有中介服务业这一分类，本文仿效多数学者的做法，采用平新乔()对中介服务业的定义和分类：（1）销售、广告与公关服务；（2）法律服务；（3）会计服务；（4）计算机软件与信息过程服务；（5）研发与技术服务；（6）商业组织服务；（7）人力资源发展服务。
这些数据可从《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基本单位统计年鉴》获取。研究的样本为我国31个省份，样本期为-年。具体的变量设定如下：
（1）被解释变量：市场中介组织行为的短期化倾向。在其他条件既定的情况下，中介机构越追求短期利益，越对长期发展缺乏信心，其扩张规模和进行投资的激励就越低，所以，可用中介机构的平均规模(short1)和平均投资支出(short2)度量其短期化倾向。
（2）解释变量：获取常规生产要素对社会网络的依赖程度（用要素市场化指数Factor度量）、获取政治资源对社会网络的依赖程度（用政府的财政支出规模Gov1和政府的人员规模Gov2度量）
（3）控制变量：针对被解释变量short1，第三产业企业的平均组织规模Average和各地区中介服务业的国有企业比重State作为控制变量；针对被解释变量short2，引入各地区中介服务业总产出Output作为控制变量。因为没有年的同口径数据，本文将这组回归的样本期缩短为-年。
2.回归方程如下：
三、回归结果分析
1.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2.面板回归（固定效应）结果
从以上回归结果可知，（1）无论用规模扩张激励还是投资激励来衡量中介组织行为的短期化倾向，反应要素市场化发育程度的变量Factor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说明，中介组织获取生产资源时，对社会网络的依赖越重，中介组织的规模扩张激励和投资激励越低，即行为的短期化倾向越高，H1通过检验。（2）衡量中介组织在获取政府关系方面对社会网络依赖程度的两个变量中，财政支出比重Gov1在两次回归中都不显著，而政府人员规模比重Gov2的回归系数则显著为负。这说明，政府增加财政支出对经济产生的硬影响力并不是引发当前经济个体对政府关系这种特殊资源产生刚性需求的直接原因；相反，在对政府行为缺乏有效约束的转轨时期，政府关系的价值正来自于政府工作人员相继运用权力对经济施加的软影响力。政府的工作人员越多，职权范围越广，经济个体面对的与政府有关的交易成本越高，以节约交易成本为主要功能的中介组织越需要通过与政府工作人员之间的社会网络获得政府关系这种特殊资源，在目标扭曲机制的作用下，其行为的短期化倾向也越高，H2通过检验。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文中的实证部分只间接衡量了市场中介组织对社会网络的依赖程度，这可能会影响实证结果的准确性。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我国市场中介组织普遍、持续的不规范现象实质是中介组织的行为模式背离了中介服务“独立、诚信、专业、规范”的要求而引发的产业演进低效率均衡。转轨时期市场中介组织在获取资源方面对社会网络的高度依赖使中介组织的经营目标发生短期化扭曲，进而引发短期化行为则是导致这种背离的根本原因。源自目标短期化扭曲的不规范行为具有内生性，加强外部监管只能治标但不能治本，是故，目前政府以“堵”为主要思路对市场中介组织进行的一系列清理整顿效果不理想。切实规范市场中介组织的行为，必须从源头上解决对社会网络的依赖导致的中介组织目标短期化问题，重点是以下三个方面：
（1）加快完善要素市场，消除市场中介组织通过市场获取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面临的障碍。
（2）大力推行电子政务，逐步缩小政府的人员规模，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程度，建立和强化政府工作人员的回避制度，禁止政府工作人员在任职期间以及离职之后开办或者委托其亲属开办与其主管业务有关的市场中介组织，以阻断中介组织和政府工作人员之间的寻租链条。
（3）加大中介服务业吸引外资的力度，鼓励本土市场中介组织与外资机构进行合作。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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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S.Clerides，etal，,IntermediariesasQualityAssessors：TourOperatorsintheTravelIndust,InternationalJournalofIndustrialOrganization,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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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陈伟鸿：民营企业关系融资及其拓展，管理世界，(10)：-.
7．陈艳莹，原毅军：基于网络效应的中介服务业市场结构研究，当代财经，(5)：85-88.
8.储小平：社会关系资本与华人家族企业的创业及发展，南开管理评论，(6)：8-12.
9.郭国庆，王海龙：市场中介组织的规范与发展，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3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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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刘洋：基于不同类型社会资本视角的企业行为演进分析，湖北社会科学，(3)：87-90.
12.平新乔：中国的市场中介服务业，商贸经济，（1）：69-77.
编辑：张柏杨张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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